冷战  1947--1991 一个极端时代的历史

  第二章 应对整体对峙的策略,1945-1947(3)

 

1947年对峙已经达到广博维度这一事实,尤其表现在当年神话般的意大利选举斗争中。它不仅充分显示出世界观斗争的风格,而且还最终促使美国在冷战中拉开全球暗战的序幕。美国特别关注1948年才举行的选举斗争,这是因为它害怕意大利共产党不断增加的势力—陶里亚蒂的领导下,意大利共产党当时已拥有176万名党员—会摧生莫斯科的又一个卫星国。共产党人不仅利用了法西斯主义的失败,而且得益于他们反抗德国入侵的行动。美国不可能让共产党人轻易赢得大选。

为此,美国人除了恫吓意大利将被马歇尔计划除名外,还秘密资助基督教民主党。大约1000万美元的财政资助主要来自于秘密的『行贿基金』。该基金是用不正常的手段没收此前轴心国的财产而成立的。此外,意裔美国人社区也有目的地进行捐助。资金被大量地用于广告、广播、电视或其他相关的反共电影中。与此同时,大量信件从国外蜂拥而至。在这些信件中,意裔美国号召其国内亲友投票支持基督教民主党。

冷战所呈现的如此广博之维度,在意大利还特别反映在天主教会的直接政治参与中。在那里,天主教会在同样活动于其他国家的『天主教行动组织』的帮助下,支持基督教民主党。该拉丁组织的时任领袖盖达得到了梵蒂冈的支持。在他的建议下,这场意大利选举斗争被视作反抗『无神论共产主义者』的『圣战』。事实上,在受到天主教信仰深刻影响的意大利社会,上述举措被证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1948年4月18日,基督教民主党在投入巨大赌注后,以令人印象深刻的方式赢得了大选。

与上述全球战争的整体诉求相适应,1947年后,双方的机制也随之发生变化。在1947年,业已成立的负责马歇尔计划的管理机构不再仅仅适用于欧洲,还延伸到中国和其他国家。至少同样重要的变化也发生在情报机构、军事机构与政治机构的全面转型中。同年,随着美国通过《国家安全法》,人们开始为现实需求而从根本上寻找重构国家安全机构的途径。美国成立了冷战中最为重要的两个机构:『国家安全委员会』和『中央情报局』。与此同时,斯大林也引人注目地把分散的苏联机构整合起来,为冷战的整体需求服务。在这里,特别波及到秘密情报组织。早在1945年11月,苏联国家安全部门『国家安全人民委员会』把至今尚不为人知的任务进行了划分,其中特别针对冷战的任务是:除了保护本国情报外,还负责探听国外的核计划。在1947年秋,苏联把国家安全部门『内务部』和军事情报部门『总参谋部情报总局』,合并为一个新的对外情报部门,即『情报委员会』。但是,冷战不仅出现在秘密情报机构之间的竞争中,而且还表现在国际组织中。二战结束后,那些国际组织本是为维护和平而成立的。

四、集体安全观

联合国的历史是寻求一种集体性的、超越体制的、全球性战略的历史,以阻止冲突爆发,或共同解决争执。起初,英美两国为战后事宜签订了一份协议,即所谓1941年《大西洋宪章》。它在1942年1月1日首先演化为《联合国家宣言》,以把对抗轴心国的战争坚持到底。在1943年,西方同斯大林达成一致意见,准备成立一个国际组织,以维护国际和平与国际安全,并使之建立在所有和平国家主权平等的基础之上。然而,当1945年6月26日西方国家与斯大林及那些已签署过上述宣言的国家在旧金山签署《联合国宪章》时,战时联盟破裂的迹象已经显现。尽管白俄罗斯与乌克兰是苏联的加盟共和国,但是在斯大林的压力下,这两国仍然被接受为联合国的独立会员,以增强莫斯科的投票地位。而与此相反,波兰政府作为签署《联合国宪章》的第51名也是最后一名成员,却由于苏联的阻止而未能参加会议。

联合国应该避免此前国联的错误,尤其是其先天缺陷。然而直到冷战期间,人们才意识到,联合国诞生时期所达成的妥协在实践中竟造成如此不便。如其成员所希望的那样,联合国总是很强大,特别是在所谓安理会这一『主要负责维护世界和平与国际安全』的机构中。实际上,联合国的权力最终属于五个强国(美国、英国、法国、苏联和中国)以及其他六个由联合国大会通过三分之二多数票选举所产生的非常任理事国。正如在1945年所谓『雅尔塔公式』中所达成的共识,最终决定权归属于常任理事国。与此同时,这也意味着每个强国的否决权都有可能阻止做出一个共同决定。从1953年起,联合国大会开始在纽约的总部大楼举行。

从此,它成为冷战两大集团之间的斗争场所。在1946年和1947年,苏联都使用了七次否决权,主要是针对希望内战。与苏联相比,其他成员动用否决权只是特殊情况而已。英国与法国都在巴勒斯坦问题或南非问题上一再使用否决权,英国多次单独针对英国殖民地罗得西亚使用否决权。在随后几年,特别在接受新成员的问题上,出现了一个具有政治意义的场景。人们不仅拒绝接受此前的敌国加入联合国,而且苏联也反对接受如斯里兰卡和科威特这样的国家,因为它们可能加强西方的投票权。其他常任理事国则不太经常反对接纳新成员。1975年,美国反对接纳统一后的越南、1955年,台湾当局否决蒙古的申请。两个德意志国家直到1973年才成为联合国的成员。

不过,联合国有目共睹的先天不足之一在于对第三世界和第四世界(人们后来称之为所谓『发展中国家』)仅有间接关注。尽管联合国为这些地区设立了一个专门的经济和社会委员会,但是该委员会仅仅致力于提出劝告、组织会议或派遣专员而已。根据《联合国宪章》第71条正式成立的非政府组织同样只有建议权。稍后不久,非政府组织论坛成立,主要针对妇女和环境。然而更为严重的问题是,这些论坛根本未波及殖民地国家。直到1960年12月,联合国才通过了著名的『1514号决议』,即《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在该宣言中,独立权及其信念被着重强调。然而即便如此,该宣言也并非毫无争议:九个国家投票反对该宣言,其中包括美国、英国和法国。这三个国家害怕新独立的地区会投入苏联阵营或不结盟运动中。到70年代初,不断推进的非殖民化运动加强了前殖民地国家的力量,使之形成了联合国中的多数派。仅仅在1945年到1974年间,联合国便增加了87个新独立国家。由此,从1966年开始,非洲在安理会中获得了十个非常任理事国的三个席位。

早在1946年,凯南便在其《长电报》中对上述一切提出了警告。他写道:『莫斯科并未把联合国视作一个稳定的世界共同体的机构,而是将之视作人们可以为其特殊目标争权夺利的地方。』这只说对了一半,因为即便联合国大会也有可能消解冲突,如它在1949年应对第一次柏林危机时那样。此外,联合国在协调大国方面的成绩也颇为可观,因为完全一致的立场也可以借助反对者的缺席而得以实现。当1950年6月25日安理会一致通过谴责朝鲜进攻韩国的声明时,它取得了成功,因为斯大林在这时刻抵制大会,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却还未加入联合国。早在1949年,联合国维和部队就成功地介入印度尼西亚问题,结束了荷兰的殖民战争。朝鲜战争后,它又在1956年解决了苏伊士运河之争。

在冷战中,联合国的实力经常会由于强国的权力政策而被遮蔽。总体而言,联合国总是在那些得到超级大国允许的地方施加影响,发挥优势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