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  1947--1991 一个极端时代的历史

   一、柏林、南斯拉夫与朝鲜的危机(上)

 

在世界范围内,首先有两场危机被证明加剧了两个阵营的构建:1948-1949年的第一次柏林危机与1950-1953年间的南北朝鲜之间的战争。无论是苏联对柏林西占区的封锁,还是由苏联协同制定的朝鲜进攻韩国方案,在莫斯科看来,都是为即将到来的对峙划定明确的前线,并同时检验西方的抗压能力。而在西方看来,这两场危机都被视作斯大林的进一步攻击行动。从中,人们可以推导出的结论是,共产主义仅对结果与强度做出反应。这种判断随后成为西方直到冷战结束时都坚定不移推行的既定策略。不过,形式上确立阵营的条约则迟至1955年才出现。

第一次柏林危机的出现同抵制马歇尔计划的必要性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欧洲复兴计划在西欧成功并实现重建的前提之一,是清晰的经济关系。为此,人们尤其希望在德国的两个占领区推行一场货币改革。1948年6月20日,这场改革在西占区开始。三天后,苏占区紧随其后。西方把新货币引入西柏林是苏联封锁的开端。与此相应,莫斯科也找到了它的理由。从6月底开始,斯大林完全拉紧了绳索:铁路线、内河船运与道路都被破坏了,尤其是电力供应无法维系。除了苏联出于政治宣传目的而仍然保持畅通的通往东柏林的道路外,只剩下盟国之间曾签约保障的空中走廊还没有受到阻滞。或许斯大林认为,阻滞空中走廊将引发军事冲突。不过,虽然第一次柏林危机并未引发直接的军事冲突,但是人们仍然能够从中发现战争的某种形式。

在1948年-1949年间,正如十年后处于第二次柏林危机中的时刻那样,西柏林人期待西方国家保障自身在这座城市的权利。1948年6月28日,杜鲁门公开宣称将保障美国在柏林的地位。1948-1949年和1958-1961年一样,一座城市的存留都被等同于全球对峙的重大成败的关键。当西占区的一项调查在1948年7月问及关于美国地位的问题时,约有80%左右的受访者认为,假如这场战争意味着同俄国人作战,那么他们支持美国军队留在柏林。西方国家显示,为了将一座陌生城市保留在自己的阵营中,它们准备冒着触动战争的危险。由此,西柏林成为一种政治象征。

对于人们的冷战感受而言,在这第一次重大危机中,核武器很明显扮演了一个重要的、即便最终只是象征意义的角色。在封锁伊始,美英两国便有人开始讨论使用军事手段。在首先考虑的用军队护卫方式通过陆路前往柏林的想法很快遭到拒绝后,他们决定至少应该派遣一些以『核轰炸机』闻名于世的波音B-27前往西德和英国备用。上述想法的支持者以新成立的美国『战略空军司令部』及其当时的指挥官勒海为代表。1948年7月,他们便到达新基地,为长期的警戒状态做好准备。当苏联获悉B-29轰炸机的消息后,它也升级了自己的防空警戒准备。不过,那种宣称杜鲁门实际上准备在柏林之战中使用核武器的传闻却是谣言。尽管如此,克莱的评论也清楚地表明,一旦柏林危机升级到不可控时,核武器的使用确实在考虑之中。

对于西方国家在1948-1949年柏林危机中的坚定态度而言,并非毫无意义的是,在柏林危机爆发之时,斯大林正处于同铁托的不断争执之中。两者之间的潜在对峙早在战争期间便已存在,到1946年后被重新点燃。原因是南斯拉夫不顾苏联的指令,继续支持对抗政府的希腊共产党游击队员。斯大林首先出于实用主义的考虑,严厉批判了这种举动。在苏南不和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原因则是铁托所采取的独立自主外交政策的另一面:他准备同阿尔巴尼亚与保加利亚结成巴尔干联盟的计划。在斯大林看来,这种联盟不仅将严重阻碍苏联对于东欧的影响力,而且还对至今为止无可争议的莫斯科领导角色提出了质疑。当铁托一再拒绝接受斯大林的要求,拒绝对其行为进行『自我批判』时,1948年6月27日,共产党情报局决定将其所在地从贝尔格莱德迁往罗马尼亚的布加勒斯特。几天后,情报局将南斯拉夫开除了出去。与此同时,情报局的宣传系统也铺天盖地地批判南斯拉夫。

为了清楚地描述南斯拉夫的地位,并清晰地指出美国政策从中滋长的误解,我们必须坚定地强调,铁托并不是有意地同斯大林断交的,更谈不上是自愿从东方阵营中逃离出来的。这位南斯拉夫的领袖曾经在长达一个月的时间内不断宣称,他被莫斯科所误解。铁托仍然不断强调他反对资本主义的坚定立场。这清楚地表明,铁托根本没有尝试反共产主义的转型。尽管如此,在冷战的背景下,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人们仍然会持错误的想法。1949年9月,苏联国防部长布尔加宁把南斯拉夫称作『从社会主义阵营逃往帝国主义与法西斯主义阵营的、怀有敌意的叛徒』。连两个月后通过的情报局新章程也宣称了『铁托集团向法西斯主义的过渡』。

然而,在西方,人们也把该事件错误地理解为南斯拉夫自觉自愿地从东方阵营中逃离出来。在1949-1950年,铁托获得了大量的援助物资。截止到1963年,大约有22亿美元投资到南斯拉夫。它们不仅是对于铁托的『奖励』,而且是针对其他国家的诱惑,使之有可能走『民族道路』。

尽管存在极有明显的威胁,但柏林危机和南斯拉夫危机都没有转变为军事冲突。而1950年的朝鲜却出现了这种转变。在1946年召开的苏美会谈中,将这个1945年以来便处于分裂状态的国家实现统一的方案最终以失败告终。在此之后,美国直接把朝鲜问题递交给联合国。稍后不久,国际监控下的选举仅仅在朝鲜南部举行。因此,从1948年8月起,战争期间流亡美国的李承晚担任一个亲西方的『大韩民国』的总统。在北方,当年9月,一个亲苏联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在金日成的领导下成立。双方都设想从对方那里『解放』另一半国家。因而从占领军撤出后开始,双方边界上的冲突已成为家常便饭。不过,1950年6月25日凌晨4点,20万名北朝鲜士兵的进攻,超越了此前不断发生的小冲突,甚至让遥远的欧洲也立即感受到侵略的恐惧。

今天,人们知道,苏联也参加了这场进攻的准备工作,而且同意了金日成的方案。事实上,也许是在柏林的失败让斯大林做出了决定。然而出乎莫斯科的意料,西方在该个案中的反应是迅速和明确的。杜鲁门在没有事先征询国会的情况下,便将问题递交给联合国安理会。由于苏联错误地估计了中国的态度而抵制参加投票,因而联合国在6月27日做出了干涉决定。稍后,美军连同其他国家组成了联合国军队。不过,最初这些军队的帮助极少。

直到1950年8月,北朝鲜人几乎要占领整个南方。9月15日,联合国军队才在当时已有70岁的美国将军麦克阿瑟的率领下,神话般地在汉城附近的仁川登陆,不仅利用强大的物质资源打退了金日成的军队,而且还把战线逼回到北方。北朝鲜的首都平壤被占领,美国军队最终直逼中国边境的鸭绿江。关于越过南北朝鲜分界的三八线的意义存在很多争论。这不也是从传统的遏制政策向『解放』政策的转变吗?认为该举动背后存在着解放政策的想法,不仅得到了麦克阿瑟此前声明的支持,而且还表现在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团在入侵北方前的一天所做陈述之中。当时美国大使强调,美国的出发点是,该界线既不在法律上,也不在实际上具有存在的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