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正值神州有事时 1964-1969

 第一章 独有豪情(1) 

 

1956年可谓是多事之年。就在这个年头里,一个曾被全世界共产党员铭刻在心的光辉而伟大的名字,一夜之间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斯大林在苏联几乎遭到了全盘否定!中苏之间的矛盾由此进一步扩大。

1956年14日至25日,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召开,大会还邀请了包括中国在内的55个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团参加。这次大会是斯大林逝世后首次召开的苏共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是对苏联内外政策进行的一系列调整加以确认的大会。谁也没有想到,大会结束后赫鲁晓夫会引爆一枚政治的“定时炸弹”。

24日下午,大会宣布闭幕散会。当夜十一时三十分,苏共代表们又接到通知,被要求参加一个秘密会议,外国代表团没有被邀请参加。这个秘密会议是赫鲁晓夫为结束“斯大林时代”而精心准备的。会议上,作为苏共第一书记的他作了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史称“秘密报告”。报告以大量的、惊人的事实揭露了斯大林所犯的错误,论述了对斯大林个人崇拜所带来的严重后果与危害。会上,赫鲁晓夫还公布了列宁给第十二次党的代表大会的信,这是对斯大林崇高威望最致命的打击。列宁在这封信中对斯大林做了评价,指出“斯大林粗暴”,建议代表大会把斯大林从总书记的职务上调开,找一个更耐心、更忠顺、更和蔼、更关心同志、更少任性的人代替他。这样,赫鲁晓夫首先剥去了斯大林是列宁的学生、战友和合法继承人的神圣光环。

剥去光环的斯大林变成了一个暴君,大量血淋淋的事实推到了代表们的面前---滥用权力,制造大量的冤假错案,大批忠诚的共产党人和革命干部被逮捕和处决,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遭到践踏。而与此同时,斯大林又在制造和欣赏对自己的个人崇拜…… 。作为中共代表团成员参加苏共二十大的邓小平,把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速记稿带回北京。毛泽东接到后极其震惊!苏联对斯大林的否定给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带来了唇亡齿寒的感受。这份文件无疑对毛泽东的精神世界产生了冲击。

5月份,美国中央情报局从波兰人那里搞到了“秘密报告”的全文,并将此报告发表。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自此大白天下,斯大林的神圣形象被粉碎了。东欧国家的人民要求其领导人纠正过去的错误,为冤假错案平反昭雪,一些地区出现了要求摆脱“斯大林模式”、摆脱苏联控制的社会情绪。首先,波兰出现了大的社会动荡,匈牙利紧随其后。两国发生了群众走上街头抗议当局的骚乱,史称“波匈事件”。中国也受波匈事件的影响,国内相继出现了一些攻击共产党领导的言论和少数地方的罢工、罢课和公社社员退社事件。毛泽东在对波匈事件发生原因分析中,过分看重了阶级斗争的因素,同时把这一被夸大的阶级斗争形势运用于对国内现状的评估,由此产生了错误的估计,最终导致了实践上的阶级斗争扩大化。毛泽东同时认为,需要有人站出来与否定列宁主义的机会主义思潮进行斗争,捍卫十月革命的道路及经验。

于是,中苏两党的分歧在1956年上了台阶,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一件大事。中国的不听话与唱反调,让赫鲁晓夫非常反感。他对中国的埋怨声、指责声充斥在报纸、电台等公众媒体。1957年,中国开展整风反右运动,苏共对此有不同看法。1958年,中国搞“三面红旗”,苏共对此依然有看法,并提出了指责。如此干涉中国内政,令中共也很不快。毛泽东指示对此进行回击。当然,这种回击,也是在中国的报纸、电台上进行的。1962年12月,赫鲁晓夫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发表讲话,公开指责中国在中印边境上对印度的自卫反击战。中苏双方的矛盾进一步激化,双方对峙与争论开始公开化。

赫鲁晓夫讲话后不久,一些欧洲的共产党相继召开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也派代表团参加。苏共利用这个机会,鼓动东欧一些国家党的领导人向中共代表团发起围攻。一场“反华大合唱”在共产党阵营里外拉起高调门。针对这样的局势,毛泽东意识到:跨越国界的思想反击战就像对印度反击战一样,不打是不行的。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决定,组织“笔杆子”写作,由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负责,陈伯达、康生主抓此事,发表一系列答辩文章。一来,对苏共中央和其他一些国家的共产党对中国共产党的攻击进行反击;二来,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一些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对中国共产党的一些重大政策,进行必要的解释和澄清。

这个写作班子非常神速,赫鲁晓夫讲话的第三天即1962年12月15日,第一篇名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的文章,以社论形式在《人民日报》头版头条上发表了。其实这个题目出自毛泽东的灵感,也是他充满斗志的心灵体现。一开始,写作班子定的题目是《坚持真理,弄清是非,团结对敌》。当文章送给正在杭州的毛泽东审阅时,毛泽东认为,文章的标题不够响亮,便拟了一个新的标题《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接着,毛泽东对这篇文章进行了修改。邓小平接到毛泽东的批示后,同意毛泽东对文章的修改。对标题,邓小平认为应该进一步修改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

1963年1月12日下午,毛泽东在南昌会见委内瑞拉民族解放阵线代表团时,毛谈到了现代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问题。他说,“现代修正主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段和平环境中滋长起来的。它和老修正主义在本质上是一回事,都是不要革命。他们的社会基础是高薪阶层,是那些生活优裕的人。”毛泽东一席话,反映了他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思考。三年后,这个思考被他用于中国革命的实践中,“修正主义”变成了家喻户晓、人人皆知的时尚名词。

有了强大领导的写作班子,对苏论战的文章便源源不断地流淌出来。在这些“驱虎豹”的檄文中,要数1963年9月6日到1964年7月14日十个月时间里,史称“九评”的辩论之作最为著名。“九评”是针对赫鲁晓夫反华“大合唱”进行的一次大力度的反击战,也是毛泽东立志捍卫十月革命,维护民族自尊,“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的“激扬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