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革命与毛泽东登顶路(15)

四、红军长征时期的毛泽东(1934年至1936年)(8)

21、张国焘抢先告状,林育英调解矛盾;张国焘退让,红四方面军决定北上。

林育英到陕北后,立即开始了紧张的工作。他与中共中央领导人多次谈话,了解几年来国内革命和红军的情况。他对张国焘和红四方面军的情况深为关切。于是发了一封电报,向朱德、张国焘通报他到达的消息。张国焘接到电报,也非常高兴。他以为找到一个向国际告状的机会,与毛泽东、张闻天算账,并寻求林育英的支持。于是他以“党中央”的名义,给林育英复了一封长电,回顾一年来的党内斗争。电文中,张国焘历数了中央在五次反围剿、突围过程中、遵义会议、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等各阶段中,毛泽东、张闻天的机会主义、逃跑主义的错误。

林育英看了张国焘这封口气傲慢的电报,感到中共党内的分歧比原来想象要严重得多。张国焘自立“中央”,是不合法的,也没有得到国际的认可。但是张国焘掌握着大多数红军,没有他的合作,革命力量就太弱了。毛泽东、张闻天与林育英商量,估计到仅仅以中央的名义尚不能约束张国焘,必须借助共产国际的权威。毛泽东、张闻天要林育英以“国际代表”的特殊身份出面调解矛盾,教育、帮助张国焘。这样,林育英就开始了一项共产国际没有授权的新使命。

林育英与红军将领合影

12月22日林育英复电张国焘,提出了两点意见:第一,党内争论目前不应弄得太尖锐。因为目前的问题是一致反对敌人。我已将这个意见同样地向这里诸同志提出。第二,国际对中国党的组织问题本有如下意见:因为中国土地之广大,交通之不便,政治经济的不统一与发展之不平衡,特别是中国革命在各地爆发等原因,中共中央势难全部顾及。因此,可以组织中共中央北方局、上海局、广州局、满洲局、西北局、西南局等,根据各种关系,有的直属中央,有的可由驻莫中共代表团代管。

在中共早期的历史中,曾多次出现这样的现象:由于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中共中央对国际指示必须服从,而不能有所反对。这种服从一度达到盲从的地步,只要是国际来的人,不论身份如何,都被奉为“钦差大臣“。张国焘尽管不把中央放在眼里,但他不敢得罪共产国际。所以,林育英的到来是一个机会,在调解中央与张国焘的斗争中,可以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使分裂的红军重新团结起来。

1942年,林育英逝世,毛泽东为林育英抬棺

林育英的来电很快在四方面军中传开。张国焘看了电报,很不满意。第一,中央始终没有答复他提出的“路线问题”;第二,中央也没有承认他的“中央”。1月6日,他又以“党中央”的名义,给林育英发了一封措辞强硬的电报,说“为了党的统一和一致对敌,必须坚决反对反党的机会主义路线”。但他表示“一切服从共产国际的指示”。1月16日,林育英再次致电张国焘:“共产国际派我来解决一、四方面军的问题,国际甚望与一、三军团建立直接的关系。我已带有密码与国际通电,兄如有电交国际,弟可代转。1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1月23日,中央再次收到朱德来电,表示“现外革命新的高潮,党急宜求得统一,以争取胜利”。同日,林育英也致电张国焘、朱德,表明他的立场。林育英的电报是有分量的。第一,不承认张国焘的“中央”;第二,以国际名义支持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肯定红军长征的胜利,否定张国焘对中央“逃跑”的指责。第三,给张国焘一个台阶下,暂时让他与中央保持同等地位。

朱德和战士们在一起

张国焘看到这封电报,终于顶不住了。他不怕张闻天,但是不敢得罪共产国际。他懂得,没有共产国际的认可,像瞿秋白、李立三都会被剥夺领导权。而有了共产国际的支持,像王明这样的人都可以一步登天。再这样僵持下去,前景不妙。他不得不转变立场,尽管转得很不痛快。

促成张国焘转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南下的失利无疑是最重要的原因。军事上的失利使张国焘的威望和地位发生动摇。原来服从张国焘的指挥员开始在心里打问号:张国焘的南下究竟正确不正确?1月27日,张国焘连发两封电报。一封抬头是“育英、闻天并转各中委同志”,很勉强地承认了中共中央,表示原则上同意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决议。第二封电报是给林育英、张闻天,为自己进行申辩。电报指出:“对目前策略路线既趋一致,应急谋党内统一。”张国焘的立场已经发生了动摇,他“急谋党内统一”,说明他不再抗拒林育英的调解,不敢再以“中央”自居。

红军时期的张国焘

中央和林育英的来电,对四方面军干部思想的转变起了催化作用,受到四方面军多数干部的拥护。1936年1月底,张国焘在任家坝召集会议,传达中央转来的瓦窑堡会议决议,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深入人心,大家表示要在新的策略和路线基础上团结起来,一致对敌。在这个转折关头,朱德和刘伯承上上下下做工作,对四方面军干部思想转变起了重要作用。红四方面军南下失利后,朱德的威信越来越高,徐向前、陈昌浩都明显倾向于朱德。特别是林育英的电报源源而来,陈昌浩也明确表示服从国际的指示。

朱德对四方面军干部做了大量耐心细致的说服工作,教育大家从团结大局出发,回到中央的正确路线上来。1936年2月14日,林育英、张闻天联名复电朱张,提出对下一步战略方针的意见。意见指出:四方面军及二、六军如能一过岷江,一过长江,第一步向川北,第二步向陕甘。接到电报,红四方面军高级干部立即开会研究。讨论的结果,一致赞同继续北上的方针。于是,四方面军制订了《康道炉战役计划》,以主力迅速西进,经懋功、丹巴进取康定、甘孜。争取在这一带休整补充,待机北上会合中央。

红军时期的陈昌浩

22、二、六军团渡过金沙江、爬过雪山;二、四方面军甘孜会师,再次北上过草地

红四方面军自1936年3月到达道孚、甘孜、炉霍后,在那里住了三个月,一方面因为南下苦战,部队需要休整。更主要的原因是等待长征中的红二、六军团前来会合,共同北上。红二、六军团是由在湘鄂苏区坚持斗争的两支红军部队—贺龙、关向应领导的红二军团和任弼时、萧克、王震领导的红六军团组成的。1936年3月25日,二、六军团在宣威以北接到红军总部电报,指示:“如趁此时过金沙江尚有可能,我们建议你们渡河技术有把握条件下,设法流过金沙江,与我们会合大举北进。

二、六军团从当时整个的国内形势分析,认为北上抗日是大势所趋。经军分会的考虑,决定执行总司令部的指示,与四方面军会师,北上抗日。4月26日,先头部队到达金沙江畔,短短三天就全部渡过了金沙江。然而最严峻的考验是爬雪山。二、六军团的行军路线,比一、四方面军更为艰苦。由于没有过雪山的经验,还按老规矩梯次行军,结果吃了大亏。然而,与四方面军会师的信心并没有动摇,在贺龙带领下,红军战士以坚强的意志和顽强的耐力连续翻过大小雪山,走完了会师前最艰难的路程。

二、六军团领导人合影

当二、六军团渡过金沙江后,四方面军这里又活跃起来,掀起了迎接二、六军团的热潮。4月27日,朱德、张国焘命令徐向前派32军前往雅江、稻城路上迎接,在瞻化准备好住房。1936年6月3日,六军团的先头部队16师与四方面军的32军在理化(今四川理塘)南甲洼会师。6月27日,萧克、王震率六军团与四方面军会师于甘孜。7月1日,贺龙、任弼时在甘孜绒坝岔会见朱德、张国焘。

二、六军团与四方面军实现会师,这是长征中的又一个节日。与上次一、四方面军会师时不同,二、六军团与四方面军会师后虽有斗争,但双方领导人并未因此而争论不休,而是迅速分兵北上了。这里固然有任弼时等同志的功劳,也必须指出,促成张国焘二次北上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有林育英的调停,朱德耐心的工作,以及四方面军上下的强烈要求。加上二、六军团到来后再添一把火,张国焘意识到只有北上才是唯一出路。

甘孜会师旧址

二、四方面军甘孜会师后,四方面军立即开始了北上的行军。1936年7月3日,朱德、张国焘、任弼时率红二方面军和4军、30军为左纵队,经东谷、西倾寺、阿坝向包座前进。徐向前率方面军总部和9军、31军为中纵队,由炉霍经查理寺、毛儿盖向包座前进,董振堂率5军及31军一部为右纵队,7月10日出绥靖经卓克基、马塘向毛儿盖、包座前进。这一次,徐向前、陈昌浩和4军、30军已经是第三次穿越草地了。二方面军没有和四方面军一起走。他们在甘孜休息了几天,才跟在后边上路。由于是第一次在川西北高原行军,没有经验,也不适应这里的气候。7月11日,二方面军由东谷进入草地行军,走了十七天到达阿坝。在阿坝筹粮六天即向包座前进,8月13日才走出草地到达包座。1936年8月10日,红六军团到达包座和巴西,终于走出了草地,与四方面军的30军、5军会合。至此,红军全部通过了川西北藏民区和无人地带,进入甘南汉族农业区。

红军过草地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