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革命与毛泽东登顶路（18）
四、红军长征时期的毛泽东（1934年至1936年）（11）
27、张国焘初步检讨，凯丰发表批判长文，对张国焘的批判上升到路线斗争的高度；罗瑞卿考察四方面军，中央决定彻底肃清张国焘在四方面军的影响
自一、二、四方面军会师后，中共中央便开始了批判张国焘的准备。这期间林育英以共产国际代表身份与张国焘谈了几次话，指出他的错误，希望他对中央有个交代。他自己也意识到错误的严重性，于是张国焘在1937年2月6日写了《从现在来看过去》一文，对自己的错误进行了初步检讨，承认了五点：第一，过分估计了中央红军五次“围剿”中的主观错误。第二，在中央红军突围成为必要后，敌人追击的严重性，远过于红四方面军西征时敌人所给予的压迫，对于这点，估计也是不足的。第三，因为有了上述两个观点，同时对五次“围剿”所受的损失也估计过分，就发生当时对中央所提出战略方针的怀疑。第四，同样对于中央苏区对党、苏维埃和红军各方建设工作所获得的成绩估计不够，并对中央同志根据中央苏区经验所给予四方面军的错误和缺点的批评表示不接受和误解。第五，在左路军北上受到阻碍的条件下，以为北上既然会成为大规模运动战，倒不如乘虚南下。因此，成为北上和南下的对立，红军分开行动，发展到对中央路线不正确的了解和组织上的对立。
张国焘的第一次检讨，中央是不满意的。1937年2月27日，凯丰在延安发表了洋洋数万言的长篇文章---《党中央与国焘路线分歧在哪里》。在这篇文章中凯丰透露了一些以前没有提及的内容，反映了中央对张国焘问题的基本态度。关于一、四方面军草地分裂的问题，凯丰写道：“当中央发觉国焘私自给徐、陈南下密电时，曾详述南下的不利，并劝其仍率队北上。但国焘当时毫无转机，中央不得不再电国焘。国焘同志对中央的电报，完全不采纳，于是中央给徐、陈指令，并给国焘指令，命令总政委立即率左路军向阿西、巴西、班佑开进。”他还写道：“北上战略是中央政治局决定的，不经过中央政治局，没有任何人有权力改变这种方针的。国焘身为政委应当坚决执行党中央的命令，可是国焘却能用私人的意志去改变这一战略方针，这还有什么政治委员的资格？以这样一个糊涂的政治委员怎样还能去加强党在红军的绝对领导，因为国焘自己对党与红军的关系都是这样糊涂，所以他下面的干部不能不叫出‘武力解决中央’的话来。在国焘给徐、陈的密令，要彻底对中央开展斗争。”
张国焘错误的性质，经凯丰这样一说，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国焘给徐、陈的南下电报，陈昌浩都给中央看过，所以中央才与张国焘争论了好几天。但是还从未听说四方面军哪个人说要“武力解决中央”。凯丰这篇文章是批判张国焘过程中最早提及“密电”和“武力解决中央”问题的，从而给张国焘的错误上纲到“路线斗争”。在这篇长文章的结尾，凯丰给张国焘下的结论是：“国焘同志所代表的这种政治路线，是苏维埃运动中所产生的形式，右倾机会主义、军阀主义的路线。”这篇文章是全面批判张国焘路线的序曲，高潮还在后面。但是凯丰的文章把四方面军贬得一无是处，把这个人数众多、有光辉战绩的红军队伍丑化成“土匪”“军阀”的队伍，是极“左”的，带有强烈宗派主义倾向的。这也为批判张国焘路线中的扩大化倾向开了先例。
张国焘虽然离开了部队，但他在红四方面军中的影响不可低估。此时，西路军还在河西走廊血战，陕北的4军和31军都是红四方面军的老部队，在红四方面军中批判张国焘是否能获得预期的效果，是否会因此而引起部队的混乱和失控。毛泽东感到没有把握。他需要掌握第一手资料。1937年2-3月间，他派红军大学教育长罗瑞卿以考察部队的名义，到二、四方面军走了一圈。紧张地走了一个月，3月22日，罗瑞卿给毛泽东、张闻天和林彪写了一个长篇报告。关于四方面军的基本情况，罗瑞卿指出：会师后“在干部中，在领导干部中，在一般党员中，在战士中，并没有了解党的路线的正确与过去四方面军领导上、路线上的错误。”罗瑞卿强调：张国焘在四方面军的影响还是很深的。具体的例子是，当与大家谈到“南下北上”的问题时，大多数人认为“南下北上”都是对的。罗瑞卿的报告反映出四方面军中存在的不少问题，关键是张国焘的影响依然存在，四方面军中的许多干部还没有认识到张国焘错误的严重性，与张国焘划清界限，真正站到中央的立场上来。因此，必须对张国焘进行彻底的批判。
此时，四方面军的许多干部也感觉到沉重的压力。从上级派人来考察部队，4军和31军领导人的变动，以及中央转发张国焘的检查和凯丰的文章，都是一场党内重大斗争即将开始的前兆。西路军的坏消息不断传来，当3月中旬，援西军政委张浩宣布西路军失败的消息，4军和31军的干部战士都痛哭起来。有的人终日情绪低沉，打不起精神，不知会有什么样的命运降临到自己头上。张国焘对西路军的失败极为痛心，他感到：“如果说一方面军在二万五千里长征时只剩下一副骨头架子，那么西路军连脊梁骨也被敌人打断了。“
28、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判张国焘，毛泽东谈到了“密电”之事；批判张国焘路线扩大化，延安红大“暴动”事件
西路军的失败在陕北引起强烈反应。自1935年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以来，西路军的失败是红军遭受的最严重的损失。中央当然要追究责任。在陈昌浩电告中央西路军失败的十余天之后，1937年3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23日到26日的议题是国民党三中全会后中共的任务，从27日到31日则是以批判张国焘路线为中心议题。林育英在会议召开前不久，被派往外地搞职工运动。张国焘几次找张闻天，要求让林育英出席会议。因为林育英是中共中央与张国焘之间的调解人，也是最重要的知情人。如果没有他在场，张国焘与中央之间的许多问题就说不清楚，但是张闻天拒绝了张国焘的要求。
3月27日会议开始后，首先由张国焘作检查。朱德总司令发言批判张国焘的错误，并叙述了他在南下时期同张国焘进行的斗争。任弼时同志在发言中批判了张国焘在二、四方面军会合后的分裂行为。几天会议中，发言十分热烈。毛泽东在3月30日的会议上作了长篇发言。他指出：张国焘路线毫无疑义是全部错误的。我们欢迎他的转变。谈起长征中的斗争，毛泽东说到了“密电”之事：左路军和右路军的时候，叶剑英把秘密的命令偷来给我们看，我们便不得不单独北上了，因为这电报上说：“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当时如果稍微不慎重，那么会打起来的。毛泽东最后的话使在座的同志都为之震惊。这件事情毛泽东在俄界会议上没说过，除了凯丰的文章之外，毛泽东是首次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这件事情。除张国焘外，其他当事人没有在场。叶剑英在西安，徐向前、陈昌浩还在路上流浪。在以后的日子里，凡是提及长征中的“密电”问题，最原始的出处就是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的讲话。最后一天的会议由张闻天作总结性的发言。对大家要求开除张国焘党籍、撤销其党内职务的问题，张闻天建议暂时不做组织结论，给张国焘一个改过的机会。
批判张国焘路线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时，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对张国焘路线的错误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和批判。主要内容是：一、张国焘在四方面军的领导工作中，犯了许多重大的政治的原则的错误；二、他用全力在红军中创造个人的系统，他把军权看作高于党权。他甚至走到以军队来威逼中央，依靠军队的力量，要求改组中央。三、南下行动不但在反党反中央、分裂红军上看来，是根本错误的，而且南下行动本身也是完全失败的；四、西路军向甘北前进与西路军严重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等等。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后，在党内和军内广泛深入地展开了揭发批判张国焘路线的斗争。4月24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反对张国焘路线讨论大纲》，进一步系统分析了张国焘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和军阀主义、分裂主义的罪恶。同时，党中央对张国焘本人继续采取帮助教育的态度，并安排张国焘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但张国焘继续坚持其错误，于1938年4月从陕甘宁边区出逃，投靠国民党。4月18日，中共中央决定开除张国焘党籍。
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后，彭德怀、任弼时等奉中央指示，到二、四方面军部队中传达会议精神，开展反张国焘路线斗争。但是，在四方面军中批判张国焘路线，遇到很大的阻力。张国焘与中央之间究竟是怎么回事，许多情况连军师级干部都不清楚，别说基层官兵了。特别是上级批判张国焘的军阀主义、土匪主义，许多人想不通。同样是红军，怎么跟着张国焘就成了“土匪”了？三个月的批判斗争表现出扩大化的倾向，引起了四方面军干部的思想动荡。当时4军逃亡现象比较严重，共跑了131人，其中不少是干部。31军的情况也差不多，4月份部队逃亡现象非常严重，共计86名。主要原因由于政治教育与管理领导方式的缺乏所造成。
斗争扩大化终于导致悲剧的发生。1937年4月3日，延安红军大学发生了一起“暴动”事件。原红四方面军的一批高级干部许世友、 王建安、洪学智等十几人因“拖枪逃跑”和“谋害毛主席”的罪名被逮捕。经过审查，“谋害毛主席”的罪名不能成立，定性为“拖枪逃跑”。1937年6月6日，延安最高法院举行公审大会，宣读对许世友等人判决。从轻判处许世友、洪学智、王建安等六人一年半至六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并在6月9日的《新中华报》上发了消息。在审查过程中，负责这个工作的董必武同志发现许世友等人是冤枉的，向中央做了反映。结果证明何畏、许世友、王建安等反对者并没有组织性的行动，他们的背后也没有人指使和操纵，只是对于抗日军政大学的斗争方式表示不满，因此愤而反抗。董乃将多数同志释放，少数人判短期监禁，被判禁闭的人，都是提前释放。所有被释放者，仍回到军政大学继续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