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革命与毛泽东登顶路（19）

四、抗战时期的毛泽东（1937年至1945年）（1）

1、王明回国，“十二月会议”，王明以“钦差大臣”自居；共产国际明确毛泽东实际领袖地位，张闻天交权，毛泽东不急于调整中央领导机构

当时，苏联在西线已与纳粹德国成生死对头，如果日本又从东面发起攻击，苏联就会两面受敌，处境极其危险。正是如此，苏联才和国民政府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希望中国在东面拖住日本。为此，斯大林把宝全都押到国民党政府身上，而毛泽东提出的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是斯大林最为忧虑的。为避免这种局面，斯大林决定派王明回国。在斯大林看来，王明是“熟悉国际形势的新生力量”，只有他才能“帮助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不让“独立自主”搞得太离谱。

1937年11月，全面抗战爆发后不久，王明从莫斯科回国了。他和陈云、康生一起乘坐苏联专机抵达延安，受到了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的热烈欢迎。毛泽东在欢迎大会上把王明比喻成是昆仑山上下来的神仙，是“喜从天降”，是“马克思给我们送来的天兵天将”。王明回国前担任过一系列重要职务，地位相当高，负责指导东方国家的革命。他这次回国，感觉也非常好，把自己当做共产国际的钦差大臣，所以一回到延安就到处发号施令。

王明一回国，便提议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史称“十二月会议”），作了专题报告，声称是传达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指示，还咄咄逼人地指责中共中央此前制定的抗战路线，主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十二月会议”决定增补王明、陈云、康生为中央书记处书记，成立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毛泽东任主席，王明任书记。显而易见，十二月政治局会议对王明在党内的特殊地位，给予了一定的认可。也因为如此，当时中央领导层普遍觉得王明的主张不可忽视、不好反对，多持赞成态度。不久，王明就来到了武汉。中共代表团和中共长江局召开联席会议，由于代表团和长江局成分大致相同，决定合并为一个组织，对外叫中共中央代表团，对内叫中共中央长江局。长江局的委员是项英、博古、周恩来、叶剑英、王明、董必武、林伯渠。王明为书记，周恩来为副书记。此后，王明把持了中共中央长江局。这一时期，他一再向中央闹独立，试图与延安分庭抗礼。甚至公然否认延安中央书记处的权威性，要求把书记处搬到武汉。

1938年10月六届六中全会前的政治局会议上，王稼祥从莫斯科回来传达共产国际的意见，说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机关中要在以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这才明确了毛泽东实际上的领袖地位，从根本上剥夺了王明以共产国际钦差大臣自居、不断向毛泽东和中央挑战的资本。当时，陈云等提议由毛泽东担任总书记，但毛泽东觉得时机还不成熟，没有同意把这个问题拿到六中全会上去讨论。全会以后，张闻天主动把工作逐渐向毛泽东转移。1939年初，张闻天把政治局会议的地点从自己住的蓝家坪移到毛泽东住的杨家岭，虽然仍主持政治局会议，但一切重大问题实际上由毛泽东做出决断。1939年夏季后，张闻天开始提出把自己名义上的总负责“完全解放”，实际上他也主要去做宣传教育方面的工作了。到1940年5月，张闻天索性把住处和自己负责的中央秘书处这个机构，也搬到了毛泽东住的杨家岭，事实上把党内总负责的工作全部交给了毛泽东。后来毛泽东赞叹说，“洛甫这个同志是不争权的”，是“开明君主”。

在这样的情况下，毛泽东和中央依然没有对中央领导层进行正式调整。原因恐怕有两个，一是不调整也不影响毛泽东实际主持中央工作，二是毛泽东或许觉得条件仍然没有完全成熟。所谓没有完全成熟，就是说，当时中央领导层在对待“左”倾教条主义给中国革命造成的危害这个问题上，认识上还不一致，特别是王明，还继续坚持他的主张。1941年9月底10月初，王明还当面同毛泽东争论，提出中央的抗战路线和处理国共关系的原则，都是错误的。除了王明的因素，毛泽东还觉得整个中央领导层结构存在着问题，由此认为进行调整的时机没有成熟。毛泽东认为，当时在中央起决策作用的“主要领导者”是过去“左”倾教条主义所排挤的人（当然包括毛泽东自己），但中央领导层的整体班子，却是“左”倾教条主义统治中央时形成的，由此还有不甚协调的地方。为此，必须在领导层当中彻底弄清是非，从思想上解决问题。

2、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理论上的成熟和建树；延安整风后，水到渠成，在组织上明确了毛泽东的核心地位，“毛泽东思想”的提出

1938年王稼祥带回了共产国际季米特洛夫的口信，拥护毛泽东当中共领袖，但季米洛夫同时又强调中共要着重于抗战中的实际问题，不应花太多时间去争论过去十年内战中的问题。所以，六届六中全会只是确立了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并没有解决思想路线问题。时隔三年，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苏联开始卫国战争，已经顾不上中共内部事务了。这一年9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大家围绕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的“左倾”错误和抗战初期的右倾错误展开了热烈讨论。毛泽东严厉批评了长期以来在党内占统治地位的主观主义思想路线。张闻天和博古这两个临时中央的负责人也对自己曾犯的错误做了诚恳和深刻的自我批评。在这次会议上，王明也做了发言，但他更多的是推卸责任，为自己辩解。他强调自己长期不在国内，所以跟苏区的错误没有关系，而博古则应该是这些错误最主要的负责者。

经历逆境的毛泽东深知，要使党成熟，必须靠思想理论建设。一到陕北，他就发愤地读书学习和写作，先是写《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这类总结土地革命经验教训的著作，然后又在哲学方面发表《矛盾论》和《实践论》，军事战略上写出《论持久战》，最重要的是《新民主主义论》，回答了中国革命的性质、目的、方法、对象以及我们要建立什么样的社会等等，在文化上还有《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些著述，渐渐把中国革命的基本模样说得清晰起来。与此相应，通过整风学习运动，逐步弄清了土地革命时期以来的路线是非，毛泽东的权威地位也就逐步明确并在全党形成共识。毛泽东在理论上的成熟和建树，对中央领导层产生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甚至可以说，从根本上改变了党内领导层对毛泽东的认识。在这之前，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并不十分巩固”，“教条主义者们认为，毛泽东马列主义理论修养不足，内心并不服气，《论持久战》的发表，毛泽东以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娴熟应用和对抗日战争的透彻分析，征服了全党同志特别是高级干部的心。

1943年，经过延安整风，终于水到渠成，在组织程序上巩固和确认了毛泽东的核心领导地位。标志是这年3月2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减的决定》。决定说：“在两次中央全会之间，中央政治局担负领导整个党工作的责任，有权决定一切重大问题。政治局推定毛泽东同志为主席”。“凡重大的思想、政治、军事、政策和组织问题，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讨论通过”。“书记处是根据政治局所决定的方针处理日常工作的办事机关，它在组织上服从政治局，但在政治局方针下有权处理和决定一切日常性质的问题”。“书记处重新决定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三同志组成之，泽东同志为主席”。书记处“会议中所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毛泽东的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这两个“主席”职务的确定，标志着从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不仅在思想上、政治上，也在组织上、体制上最终巩固和完成。

也是在1943年，发生了几件重要的事情，进一步巩固和明确了毛泽东在全党的核心领导地位。第一件事，是共产国际解散。头上没有了“太上皇”，无疑更有利于中共能够独立自主地按照中国实际情况来处理中国革命问题，也有利于中央领导层更权威地发挥对全党的凝聚作用。第二件事，是中央其他领导人提出了“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1943年7月5日，王稼祥在延安《解放日报》发表文章提出：“中国共产主义，毛泽东思想，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运动实际经验相结合的结果”，文中还称毛泽东是“我党英明领袖”。第二天，刘少奇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发表文章，提出“应该用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来武装自己”。这样，毛泽东不仅成为政治领袖，也是全党名副其实的思想领袖了。第三件事，是1943年9月到11月，中央政治局召开多次会议，总结历史经验，对抗战以来王明的路线错误开展了严肃的批评，在思想认识上达成空前共识。在这一过程中，中央领导层纷纷表态，对毛泽东的历史贡献和领袖地位给予了充分的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