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革命与毛泽东登顶路（20）

四、抗战时期的毛泽东（1937年至1945年）（2）

3、党的七大一再延期，毛泽东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毛泽东的“阳谋”，通过延安整风彻底取代王明

从中共六大至七大整整隔了17年，相距这样长的时间，是有其特殊的历史原因和政治原因的。1937年12月，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召集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决定“最近时期内”召集党的七大，并成立了25人的准备委员会，毛泽东任主席，王明任书记。1938年9月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作出了《关于召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并同意准备委员会向全会提出的报告。

各地根据《通知》的精神，选出了出席七大的代表，1940年部分代表陆续到达延安。由于战争环境的恶化，代表人员不能到齐，会议具体日期未定。后来，又准备在1942年召开七大，但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大规模“扫荡”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封锁，陕甘宁地区出现了严重困难，这个时期，全党开展了整风运动和大生产运动，集中力量克服边区在经济上的困难。七大又一次被推迟。1943年7月17日，中央书记处向中央政治局提出在8个月到9个月内召开七大的建议。8月1日又发出了《关于“七大”代表赴延安出席大会的指示》。后因中央政治局重新召开整风会议，已经启动的会议进程再次中断。直到1944年5月21日至1945年4月20日召开的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上，中共中央正式决定了七大召开的日期和议程。

1944年5月19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为召集六届七中全会发出的通知中说：“为进行七大准备工作，决定召集七中全会。”1944年5月21日至1945年4月20日召开的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上，中共中央正式决定了七大召开的日期和议程。综上所述，中共七大推迟召开的原因主要是：在此期间，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长期处于严酷的战争和恶劣的环境之中，中国共产党必须集中全力领导抗日战争和对付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而且，频繁的战争造成的交通不便，城市和交通要道被日寇、国民党蒋介石分兵占领。中共许多高级干部战斗在第一线，难以集中。同时，全党对于党内重大是非问题还没有形成一致的看法。从中共六大到遵义会议以前，党内思想是比较混乱的，曾经出现过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对于三次“左”倾路线错误的性质和根源，在短时期内不可能作出深刻的总结。小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仍然很严重。对三次“左”倾机会主义错误的认识必须经过长期耐心的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即整风才能解决。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必要仓促地召开中共七大。

毛泽东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是发动延安整风的主要原因，也是为七大顺利召开做思想上的准备。延安整风之前，中共党内曾经先后发生过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等三次“左”倾错误。其中，王明“左”倾教条主义是理论形态最完备、持续时间最长、影响最深、危害最大的一次。毛泽东认识到，只有在全党范围内开展一次整风运动，才能从根本上彻底解决思想路线问题，摆脱教条主义的思想束缚，用他的话来说就是：“一定要整顿三风，来一个彻底的思想转变”，“我们所要的是香的马克思主义，不是臭的马克思主义；是活的马克思主义，不是死的马克思主义”。在延安整风前，中国共产党在处理中国革命问题时还不够成熟，时常犯“左”倾或右倾错误，这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照搬照抄共产国际指示的结果，都是教条主义的表现。这就说明中共还没有完全摆脱对共产国际的迷信，还没有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很好地结合起来，因此，如何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成为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一项重大任务。而延安整风，正是毛泽东试图解决这一问题而发动的。

延安时期，王明曾经是毛泽东夺取最高权力的最大障碍。王明曾批评毛泽东利用“整风”搞“阴谋”——夺取最高权力；毛泽东便在反驳王明之时，顺势仿造了“阳谋”这样一个词。1949年3月13日，在与王明的权力斗争中获胜之后，毛泽东在《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总结》中说：“整风运动提高了同志们的嗅觉，缩小了教条主义的市场。有人说，这是阴谋，是要取而代之。其实，这不是阴谋，而是阳谋，也是要取而代之。”据王明的《中共50年》，毛泽东的原话是这样说的：“用王明的话来讲，整风运动是一种阴谋。我说，这不是阴谋，而是‘阳谋’。我当时公开说过，我想取代王明的地位，并把这写进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将来我还要写历史。怎么能说这都是阴谋呢？我认为，所有这些统统都是阳谋。”

4、历时十一个月的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水到渠成，中共七大顺利召开，毛泽东名正言顺登顶

中国共产党六届七中全会于1944年5月21日至1945年4月20日在延安召开，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时间开的最长的一次会议。在历时11个月的会议期间，先后召开了8次全体会议。这次会议是在全党整风的基础上，通过讨论党的历史，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党的高级干部对许多重大历史问题取得了一致的或更深刻的认识，党内思想在马列主义基础上基本统一的情况下召开的。

在开幕式上，毛泽东代表中央政治局把关于讨论党史中六个重大问题的结论意见，提交中央委员会讨论，被会议一致通过，最后正式形成决议。其要点是：(1)中央某些个别同志曾被其他一些同志怀疑为有党外问题，根据所有材料研究，认为他们不是党外问题，而是党内错误问题。(2)四中全会后的临时中央及其召集的五中全会是合法的，因为当时得到国际的批准，但选举手续不完备，应作历史的教训。(3)对党的历史上的错误应该在思想上弄清楚，但其结论应力求宽大，以便团结全党共同奋斗。(4)自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期间，党中央的领导路线是错误的，但尚有其正确的部分，不要否认一切。(5)六大虽有其缺点错误，但基本路线是正确的。(6)遵义会议以来，作为政治纲领和组织形态的教条宗派与经验宗派，已经不存在了，现在党内应克服山头主义倾向。

1945年4月20日，六届七中全会举行了第八次、也是最后一次会议。任弼时代表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讲话指出：决议主要是说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的问题，抗战期间的问题留至以后解决。解决历史问题的方针是弄清思想、团结同志，分析错误的内容与根源，而不着重个人的责任。《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会议通过的主要文件之一。它是在延安整风运动的基础上形成的。会议期间，该决议作了8次以上的修改，向全会提出了3次草稿。《决议》原准备提交党的七大讨论通过，为了使党的七大能集中精力讨论抗战建国方针问题，后来征得准备参加党的七大的各代表团同意，改在党的六届七中全会上讨论通过。

在全会一致通过这个《决议》时，王明因病没有参加会议，但他写信给全会表示拥护这一决议。《决议》对毛泽东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来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杰出贡献给予高度评价，肯定了以毛泽东为代表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决议》指出：“我党终于在土地革命战争的最后时期，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中央和全党的领导。这是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的最大成就，是中国人民获得解放的最大保证。”《决议》对以刘少奇为代表的党在白区工作的正确路线作了肯定。《决议》清算了党内历次机会主义路线，特别是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从政治、军事、组织和思想各方面深刻地批判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及其危害，分析了产生错误路线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提出了克服的方法。使全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达到团结与统一。

党的六届七中全会标志着整风运动的胜利结束，为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胜利召开做了充分的思想和组织 准备。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45年4月23日─6月11日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召开，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547人，候补代表208人，他们代表着全国121万名党员。大会通过了刘少奇修改党章的报告及新党章。党的七大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第一次明确地把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并庄严地写入党章。

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从而使全党有了在思想上工作上取得一致的牢固的理论基础。大会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委员会。在选举中坚持三个原则：第一，对过去犯过错误的同志，只要承认错误，决心改正错误，还可以入选；第二，要把各个地方，各个方面的党的先进代表人物都组织进中央委员会；第三，要把有不同方面知识和才能的同志选出来。大会选举出以毛泽东为首的第七届中央委员会，其中，中央委员会委员４４人，候补中央委员３３人。６月１９日七届一中全会选举出１３名中央政治局成员，选举了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为中央书记处书记，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

选举党的第七届中央委员会是七大的一项重要议程。经代表们充分酝酿和讨论，会议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委员会，其中包括王明等几位犯了严重错误的同志。在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出的44名中央委员中，毛泽东的得票率是100%，周恩来是95.67%。最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任弼时等5人当选为中央的五大书记。在选举计票过程中，毛泽东非常关洛甫(张闻天)与博古(秦邦宪)的得票情况，还特别问了王明得票多少。因为票数还未统计完，计票员如实作了回答。毛泽东沉思片刻后说：“最好能选上。”他又说：“‘七大’是一次团结的大会，犯了错误的人也有代表性……我们不要把犯过错误的人推出去，而要团结他们。犯了错误，改了就好。”然后，毛泽东平静地坐在那里，耐心等待着计票员们把选票统计完毕。最后只有王明没有通过。毛主席再做动员，希望尊重历史，投王明一票。他甚至说：“你们大家不选，我一个人选他。”王明以最低票当选中央委员。当毛泽东看到秦邦宪(中委最后一名)、王明(中委倒数第二名)最终被选上中央委员时，脸上露出了笑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