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革命与毛泽东登顶路（4）

二、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毛泽东（1924年至1927年）（下）

5、中共『五大』，否决了陈独秀右倾错误，还拒绝了毛泽东关于『土地革命』的提案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还只是国民革命的局部失败。此时，武汉国民政府还在国民党左派的控制之下，它所管辖的湘鄂赣三省的工农运动还在继续高涨，如果采取坚决措施，还是可以将革命挽狂澜于既倒的。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决定召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半个月后，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于4月27日至5月10日在武汉举行。出席五大的代表有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毛泽东、任弼时、刘少奇、邓中夏、张国焘、张太雷、李立三、李维汉等80多人，代表党员57000人。共产国际代表罗易、鲍罗廷、维金斯基参加了会议。大会开始后，宣布主席团名单：陈独秀、蔡和森、李立三、李维汉、罗章龙、瞿秋白、张国焘、谭平三等，大会又设立了陈独秀等13人组成的政治委员会，谭平山等10人组成的土地委员会，李立三等9人组成的职工运动委员会，分别以瞿秋白、毛泽东、邓中夏为秘书。

陈独秀的报告既没有正确总结几年来的经验教训，也没有提出切实可行的挽救时局的政策办法，而是千方百计地为过去的错误辩解，并继续重复过去的一些错误。陈独秀在报告中说，中山舰事件采取的妥协退让是正确的，因为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力量，当时的确是不能压倒蒋介石。陈独秀的报告完了后，很多代表对这个报告不满，针对报告签名要求发言者达38人。带头向陈独秀开炮的，正是平素“和蔼可亲”的瞿秋白和“沉默寡言”的蔡和森。随后几天，代表们围绕报告进行了几天的讨论。会前，毛泽东邀请了彭湃、方志敏等各省农民协会负责人在武汉举行联席会议，制定了立即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方案，提交大会，建议党立即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在陈独秀的授意下，大会拒绝讨论毛泽东的提案，还剥夺了他在大会上的表决权。

经过十余天的争论，五大通过了若干决议。这些决议，否决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主张，明确提出现阶段革命的主要任务，『是土地问题的急进的解决』。但是，理论的原则并不能代替具体的措施，五大虽然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问题，但对于如何改造国民政府，改造国民党，掌握政权、党权，建立和扩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等紧要问题，均未做出切实的回答。五大的悲剧在于：它虽然已经意识到右倾错误的危害，却拿不出纠正这种错误的具体办法。大会的最后一项议程是选举中央领导机关。由于陈独秀对自己的错误做了一些检讨，并表示接受大家的批评，加之党对陈独秀右倾错误的危害性还缺乏深刻的认识，大会仍然选举他为中央委员和总书记。

6、迟到的共产国际『五月指示』，汪精卫『715』分共，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

五大之后，革命形势愈来愈严重恶化。5月13日，原驻宜昌的国民革命军第14独立师师长夏斗寅，通电攻击武汉政府，随后率部向武汉进攻，被武汉卫戍司令叶挺率部击退。5月21日，国民革命军第35军第33团团长许克祥，在长沙发动反革命政变，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100多人，时称『马日事变』。马日事变后，鲍罗廷很着急，主动同谭平山、陈公博赴湖南，一面查办许克祥，一面查办『过火』的农民运动。然而，他们刚到岳阳，就传来许克祥发来一封将调查人员就地枪决的电报，一干人赶忙逃回武汉。回来之后，鲍罗廷不是想办法制止事态的发展，而是对湖南农民运动大加指责。还说：『国民党的中央现在还是好的，离开他的中央，或推翻他的中央，这不是决裂便是政变。』6月上中旬，冯玉祥公开倒向蒋介石，然后致电武汉政府，要求将鲍罗廷解职遣送回国，并将所部国民军中的共产党员和政治工作人员押送出境。

陈独秀等眼看汪精卫将与共产党决裂，不去做应对准备，却千方百计地去讨好汪精卫集团。他们取消了湖南武装起义的计划，下令解除武汉工人纠察队的武装。中国革命的严重形势，引起了共产国际的高度关注。5月31日，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发来了紧急指示，即有名的『五月指示』。指示要求改组武汉国民政府，加强这个政府中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力量，并建立革命武装、惩办反动军官、厉行土地革命等。这个指示确实来晚了一点，而且短期内也难以实现这些目标，但如果尽可能地按指示去执行，还可以对汪精卫的叛变有所准备，不至于遭受过分惨重的损失。可是，共产国际代表和中共中央都没有这样做。

不仅如此，共产国际代表罗易还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6月1日，罗易在未同任何人商量的情况下，将汪精卫约至其寓所，然后出示共产国际的密电给汪看。罗易这样做，无非是让汪精卫接受这个电报，同他一起搞土地革命。罗易以为这样汪精卫会按照他设想的路去走，殊不知，这正好为汪精卫集团分共提供了口实。7月15日，在做好充分准备之后，汪精卫终于撕下其『左派领袖』的伪装，在武汉召开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正式同共产党决裂，随即在两湖地区大肆搜查、屠杀共产党人。至此，第一次国共合作全面破裂，轰轰烈烈的1924年至1927年国民革命宣告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