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革命与毛泽东登顶路（8）

四、红军长征时期的毛泽东（1934年至1936年）（1）

7、临时中央进入苏区，博古、李德按照王明『既定方针』办，错过『福建事变』的转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开始长征

博古主持临时中共中央工作后，不顾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仍然按照王明的『既定方针』办，继续推行『左』倾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使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和革命根据地的工作，都遭到了程度不同的严重损失。由于缺少掩护，中共临时中央机关处境困难，已难以在上海立足，不得不于1933年1月迁入中央根据地，直接领导中央苏区的工作，『左』倾教条主义的影响就更加恶劣了。

1934年元月中旬后，由博古主持的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在中央苏区瑞金召开了。会上，博古把邀请坐在会场主席台中心位置的李德介绍给大家，并代表中央宣布 “李德是共产国际派往中央苏区的军事顾问，中央决定从今天起，李德同志主管军事战略、战役战术，领导红军训练及部队后勤工作 ”。李德是一个不懂中国国情的人，而作为军事顾问他与王明、博古在军事战略上的认识十分吻合，李德是他们最好的军事指挥同盟，也正是李德的到来，把瑞金中央苏区这艘载着红军的航船，完完全全推向了偏离航向的血海。从1931年底一直到1934年10月长征开始，整整三年的时间里，毛泽东尽管仍担任中共苏维埃政府主席，但是遭受到接连不断的批判和不公正对待，甚至于长征前研究转移的时候，博古、李德还曾想不带毛泽东走。

1933年9月下旬，蒋介石亲自坐镇南昌指挥，调集５0万大军向中央苏区发起了第五次“围剿”。9月2５日，国民党北路军3个师从南城、硝石向黎川发动进攻，打响了对中央苏区第五次“围剿”的第一枪。9月28日，国民党军占领了黎川。强敌压境，中共临时中央领导人却提出“御敌于国门之外“错误方针，要求不惜代价将敌军挡在苏区之外。李德主导下的中革军委要求红军以阵地战、堡垒战，结合“短促突击”顶住敌人。

就在这关键时刻，11月20日，驻福建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出于爱国抗日的主张，发动了福建事变，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公开宣布同蒋介石决裂。蒋介石急忙从“围剿”中央苏区的北路军抽调出9个师，转去进攻福建政府。毛泽东在福建事变发生后，多次向博古、李德建议：把红军的主力开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打击敌人的后方，迫敌回援，从而粉碎敌人的“围剿”。但毛的建议却遭到了李德、博古的回绝。仅用了５4天，蒋介石就将孤军奋战的十九路军镇压下去，红军也失去了一次粉碎“围剿”的绝好机会。蒋介石腾出手来后，再于1934年1月下旬重新开始对中央苏区的进攻。

1934年6月，蒋介石指挥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开始全面“围剿”，他命令各路部队兵分六路，向中央苏区腹地推进。面对敌人新的攻势，博古、李德仍继续采取单纯防御战略，“六路分兵”、“全线防御”，与敌人拼消耗。李德命令红三军团和红五军团在广昌以南的高虎垴、保护山、万年亭一带修建了第三道防线。高虎垴战斗，是第五次反“围剿”以来最激烈的一场恶战，也是红军第五次反围剿中唯一的一次大胜利，以至于陈诚也哀叹这是“进剿”以来“未有之牺牲”。

后来，又经过万年亭、驿前等激战，9月下旬，中央苏区已被敌人压缩在瑞金、会昌、雩都、兴国、宁都、石城、宁化、长汀等县的狭小地区内。到10月上旬，国民党北路军和东路军加紧对中央苏区的兴国、古龙岗、石城、长汀等地的进攻，南路军由筠门岭向会昌推进，企图迅速占领上述各地，进而占领宁都、雩都、瑞金，以实现围歼红军的目的。这时，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被迫决定：放弃中央苏区，开始长征。

8、“中央队三人团”的形成，湘江战役损失惨重；通道会议决定转兵，成为红军长征结束“左”倾冒险主义的转折点

1934年10月10日晚，中共中央和红军总部率领中央红军主力5个团以及后方机关人员共8．6万人，开始从江西瑞金等地出发，实行战略大转移。中央、军委机关及直属部队组成军委第一野战纵队和第二野战纵队。第一野战纵队代号“红星纵队”，第二野战纵队代号“红安纵队”。“红星纵队”是党和红军首脑机关。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张闻天等中央领导同志编在第一纵队，故又称“中央队”。

当时毛泽东患疟疾刚刚治愈，身体尚未恢复；王稼祥在第四次反“围剿”中负重伤后，一直未愈，只能靠担架行军；张闻天身体尚好，一般是骑马行军，工作繁重时偶尔也坐担架。他们一起随军委纵队行军宿营，形成了一个新的担架上的“三人团”，后来被称为“中央队三人团”。在担架上和篝火旁，毛泽东分析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使他们开始积极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

中央红军突破敌人第三道封锁线并突围进入湘南后，蒋介石调集湘军、桂军在前堵击，粤军和中央军侧击、追击，利用湘江为天然障碍，修筑500多个碉堡，在湘江沿岸150公里长的地带布置了第四道封锁线，企图将中央红军消灭于湘漓两水以东地区。而此时，由于国民党六路军的压迫及追击，红军若不渡湘江的话，要在桂北或粤北立足几无可能，陈济棠有好几万人集中于粤湘边。数十万大军前堵后追、左右侧击，逼使红军只有选择强渡湘江。国民党的六路大军围成了一个巨大的埋伏圈，薛岳得意地称这为“天炉阵”，整个形势对红军非常不利。

11月27日，刘亚楼率领红一军团的先头部队红2师首先渡过湘江，随后第2、第4师各一部控制了界首至觉山铺一带渡口，并架设了浮桥。这时，全州至兴安的湘江防线并无敌人主力，兵力空虚。此时，中央纵队已到达文市一带。文市离湘江最近的渡口仅80公里路。如果以一部兵力阻挡全州守敌南进，红军主力轻装前进，一两天内即可到达，仍可以较小的代价渡过湘江，突破第四道封锁线。可惜，红军总指挥部对敌情的这一重大变化并不了解，错过了过江的最佳时机。

由于道路狭窄，辎重过多，中央纵队每天行军不到25公里，短短的80公里路，竟然花了整整四天时间才到达渡口！对于“左”倾领导指挥下的这种行进阵式，毛泽东戏称为“叫花子搬家”，刘伯承讥笑是“抬轿子行军”，彭德怀更干脆怒斥为“这是抬棺材送死”。由于在速度上远落后于敌人，使得敌军有充裕的时间部署兵力。行军迟缓、指挥不力，让红军在过湘江时付出了数万计将士的鲜血和生命。

湘江战役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历时最长、规模最大、战斗最激烈、损失最惨重的一次大战。是役，中央红军损失高达2万多人，过江前有5万多人，过江后仅余下3万多人。中央红军渡过湘江后，即按中革军委1934年12月1日的计划，经西延、龙胜边沿山岳北进。蒋介石唯恐中央红军北上，经绥宁、洪江、黔阳去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于是急忙令薛岳向黔阳、洪江地区转移兵力，开展新一轮的堵截。在这种情况下，红军如仍北出湘西，势必同五六倍于已的敌人作战，就会有全军覆灭的危险。可是，博古等人却不顾当时的严重形势，仍坚持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在这种背景下，中央决定召开一次会议来解决前进的方向问题。

1934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在通道县境内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会上，李德仍提出转向北方，与二、六军团会合，并在湘黔川三省交界的三角地带创建一大片苏区。毛泽东等人坚决拒绝了这个建议，坚持继续向西进军，进入贵州。这次毛泽东不仅得到了张闻天和王稼祥的支持，而且得到了当时就倾向于“中央三人组“一边的周恩来的支持。

这是长征出发后，毛泽东在会上以谈话的方式第一次完整表述了他的想法，即应该放弃在长江以南同红二、六军团会师建立苏区的企图，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再向四川进军，去和红四方面军会师。毛泽东的主张得到了与会大部分人的赞同。当时李德正患着疟疾，提前离开了会场，等到命令发布时，才知道会议的最后决议。通道会议后，中革军委暂时结束了北上的冒险计划，转为向西进军。通道会议决定的转兵，成为红军长征结束“左”倾冒险主义的转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