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革命与毛泽东登顶路（9）

四、红军长征时期的毛泽东（1934年至1936年）（2）

9、黎平会议实现了通道会议提出的“转兵”任务；橘林谈话，商请毛泽东出来指挥；猴场会议坚决执行了黎平会议决定的战略方针，毛泽东重新回到领导岗位已“呼之欲出”

通道会议后，博古、李德等人仍不愿放弃寻机北上，与红二、六军团会合想法。在他们的影响下，中革军委仍然提出了“迅速脱离桂敌，西入贵州，寻求机动以便转入北上”的方针。15日，红军突破贵州敌军的第一道防线，占领了黎平、老锦屏，中革军委于16日又命令红一、九军团准备渡过清水江，然后北上，同二、六军团会合。这一切说明，红军战略转移的方向问题已涉及党中央和红军的生死存亡，有必要迅速召集中央政治局会议加以解决。

中央政治局于1934年12月18日在黎平举行会议，讨论长征的战略方向。会议采纳了毛泽东的建议，决定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师和建立湘西根据地的原定计划，改向敌人统治力量比较薄弱的贵州前进，在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境建立新根据地。20日，中央红军即按照中革军委命令分两路西进，开始了长征以来具有决定意义的战略转变。

黎平会议后，中央红军继续西进，准备渡乌江北上。李德对黎平会议否定了自己的意见非常恼怒。在继续前进的路上，李德仍然不甘心放弃他的错误战略方针。洛甫对此深为焦虑。他意识到，让李德继续掌握军事指挥大权，错误指挥就很难避免。他开始考虑变换军事领导人的问题。1934年12月20日，军委纵队到达黄平。在一片茂密的橘林里，张闻天、王稼祥头靠头地躺在各自的担架上。王稼祥问张闻天，红军最后目标，中央定在什么地方？张闻天说，没有确定的目标。这仗这样打起来不行，还是要毛泽东同志出来。毛泽东同志打仗有办法，比我们有办法。王稼祥对毛泽东说：“到了遵义要开会，要把他们‘轰’下来。”王稼祥当天晚上就将张闻天的想法打电话告诉彭德怀，然后又告诉毛泽东。这消息在刘伯承等几位将领中一传，大家都赞成要开个会，让毛泽东出来指挥。

中央领导人所在的军委纵队到达瓮安猴场后，为落实黎平会议确定的战略方针，克服博古、李德指挥上的错误，确定红军进入黔北地区以后的行动方向，中央政治局于1935年1月1日在猴场举行会议。会议由周恩来主持，李德等人列席会议。会议通过激烈的争论，再次否定李德等人回头东进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错误主张，重申黎平会议决定，作出《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基本结束了“三人团”对红军的军事指挥权，初步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军事指挥中枢。

会议确定：目前最中心的任务是首先建立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根据地，然后向川南发展。为防止“左”倾路线领导人博古、李德在决策指挥中独断专行，中央政治局还决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作报告。”这一规定，使黎平会议决议和猴场会议决定的贯彻执行获得了组织上的保证。

从1932年宁都会议毛泽东被排斥出党和红军的领导岗位后，他的意见就很难对党和红军的重大决策产生影响了。但是，长征改变了这种状况。通道会议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黎平会议以中央政治局决议的形式通过毛泽东的意见，猴场会议重申了毛泽东的意见。这表明，让毛泽东重新回到党和红军的领导岗位，“已经提到中国革命的议事日程了。

10、遵义会议召开，批判了博古、李德军事上的错误；改组“三人团”，毛泽东重新回到军事领导岗位

1935年1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也就是遵义会议拉开了帷幕。由于白天中央政治局和中革军委要处理战事的日常事务，因此会议一般都是在晚上召开。参加会议的人员有：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朱德、博古（秦邦宪）、陈云。政治局修补委员：王稼祥、邓发、刘少奇、何克全（凯丰）。中央秘书长：邓小平。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刘伯承（红军总参谋长）、李富春（红军总政治部代主任）、林彪（红一军团军团长）、聂荣臻（红一军团政委）、彭德怀（红三军团军团长）、杨尚昆（红三军团政委）、李卓然（红五军团政委）。共产国际顾问李德和翻译伍修权。会议中途，彭德怀和李卓然因为前方又发生战斗，提前离开了。红九军团军团长罗炳辉、政委蔡树藩在湄潭一带执行警戒任务，没有参加会议。红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因在党内没有领导职务，也未出席会议。

这一次会议的中心议题是：（一）决定和审查黎平会议所决定的暂时以黔北为中心，建立苏区根据地的问题。（二）检阅在反对五次“围剿”中与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与教训。会议主要围绕军事问题进行讨论、总结并做出决定，由党中央负责人博古主持。会议首先由博古代表党中央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总结报告》，报告认为失败原因是客观的而不是主观的。随后，周恩来作了关于军事问题的副报告。周恩来的报告提出，失败主要是军事领导上犯了单纯防御路线错误，还作了自我批评；同时对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所犯的严重错误，进行了严肃批评和揭露。接着，大会先后讨论这两个报告内容。

首先，由张闻天代表毛泽东和王稼祥在会上作了发言（称为《毛、张、王提纲》）。接着，参加会议的同志先后发言。毛泽东发言的中心内容是中国革命战争中的军事路线和战略问题。他批评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初期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以及博古在报告中为其错误所作的辩解。他指出，正是在军事上执行了“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主张，才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造成了红军在长征中的重大牺牲。紧接着发言的是王稼祥同志。他旗帜鲜明地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意见，严厉批判了李德和博古在军事上的错误，拥护由毛泽东同志来指挥红军。张闻天和朱德同志接着也表示了明确态度，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意见。周恩来同志在发言中也支持毛泽东同志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批判，全力推举毛泽东同志为我党我军的领袖。 李富春、聂荣臻、彭德怀也都表示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意见。但这次会议上，一军团军团长林彪却一言未发。

遵义会议从1月15日到17日，一共开了三天。会议最后做出下列决定：1、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2、指定张闻天起草决议，委托中央政治局常委审查后，发到各党支部中去讨论。3、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4、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会议结束后，1月18日又立即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中央政治局常委进行分工，决定“以毛泽东同志为周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在红军向扎西地区集结过程中，中共中央政治局于2月5日至9日，在扎西境内连续召开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在中央负总的责任。3月4日，中革军委决定，设前敌司令部，委托朱德为前敌司令员，毛泽东为前敌政委。3月11日左右，经毛泽东提议，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成立了三人军事领导小组，全权指挥军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