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毛泽东(1927年至1937年)(2)

3、武装割据过程解决生存与发展问题,共产国际『城市中心论』,党的六大召开,毛泽东从军事挫折和遭到打击中更加坚定了建立根据地的思想

左图:毛泽东的两篇文章

在农村建立根据地,普遍面临三大问题:一是如何战胜敌人的『围剿』。以井冈山为例,从1927年10月红军上山到1929年1月红军下山,短短的一年多时间里,就遭到敌军四次『进剿』,三次『会剿』。二是怎样才能得到广大农民的支持,关键是解决农民土地问题。三是如何建设巩固的根据地。一年多的井冈山斗争,内容是十分丰富的,其中,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及时进行总结十分必要。为了从根本上回答红军中一部分人存在的『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问题,1928年10月至11月,毛泽东相继写成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两篇重要著作,对一年多来实行工农武装割据过程中的经验教训进行系统的总结。

 

(右图:毛泽东井冈山故居)

中共探索革命新路过程中,除了上述三大问题之外,还遇到了许多困难,尤其是共产国际『城市中心论』束缚。八七会议后实现了斗争形式的转变,但党内的『左』倾情绪却潜滋暗长,仍坚持通过城乡武装总暴动以造成一省或几省的革命胜利的局面,对于毛泽东引兵井冈、保存实力的做法很不满。1927年11月,临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就开除了毛泽东担任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1928年3月,湘南特委代表周鲁到了井冈山,他根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指责井冈山『行动太右』,批判毛泽东是『右倾逃跑』,并且把中共中央开除毛泽东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决定误传为『开除党籍』。这样毛泽东就成为了『党外人士』,就不能担任前委书记和党代表,只能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师长。

 

(左图:中共六大旧址)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大会认真地总结大革命失败以来的经验教训,对有关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存在严重争论的根本问题,做出了基本正确的回答。它集中解决了当时困扰党的两大问题:在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问题上,指出中国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现阶段的中国革命依然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主义革命。在革命形势和党的任务问题上,指出党的中心工作不是千方百计地组织暴动,而是做艰苦的群众工作,积蓄力量。党的六大也存在一些缺点,如否认存在中间营垒,把民族资产阶级当做最危险的敌人;在组织上片面强调党员成分无产阶级化;六大仍把党的工作重心放在城市,把城市工人运动的兴起看做新的革命高潮到来的决定条件。

受中共六大精神的影响,毛泽东这时尚未完全形成将全党工作重心放在农村的思想,他也是认为要以城市工作为中心,并抱着影响和配合城市工作的目的而主张在闽赣边创造根据地。1929年,国民党湘鄂联军3万人兵分五路直扑井冈山,毛泽东等人决定采取『围魏救赵』的办法,即彭德怀、滕代远率领红五军坚守井冈山,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出击赣南,以『攻势的防御』打退敌人的『会剿』,从此毛泽东离开了井冈山。由于中共中央热衷于夺取城市,使得赣南、闽西的红军屡受挫折。通过斗争实践毛泽东更加坚定了建立巩固根据地的思想。而这一思想与中共六大开始『走州过府』式的『流动游击』思想是相违背的,这引起了红四军内部部分人对他的质疑。恰好1929年4月4日中共中央指示红四军分散游击的二月来信到了军中,有流寇思想的人似乎从中找到了根据,毛泽东再次遭到打击。


4、红四军内部大争论,毛泽东与朱德、陈毅的矛盾;红四军七大毛泽东落选,陈毅取代毛泽东担任前委书记;九月来信使毛泽东重新担任前委书记,古田会议的召开

(右图:刘安恭)

1929年5月初,刚由苏联回国的刘安恭,受中共中央派遣到红四军工作,前委决定由他担任临时军委书记。刘安恭教条地贯彻共产国际的意图和中央『二月来信』的精神,主张分散游击。他一上任就主持军委会议做出限制前委权力的决定,要前委只讨论行动问题,不要管其他事。加上朱毛会师后,在军队指挥是应该集权还是分权上,毛泽东与朱德产生过很大矛盾。毛泽东主张集权---由一人指挥秋收起义和南昌起义带来的队伍,朱德主张分权---分别指挥各自的队伍,相互配合。而陈毅本身更赞同朱德分权配合的方式。当时,红四军领导中有两派,一为拥护中央派,一为反对中央派,甚至出现一部分拥护毛泽东,一部分拥护朱德的不正常现象。在5月底于永定湖雷召开的前委扩大会议上,以是否设立军委为导火线,红四军党内一场大争论不可避免地爆发了。会后,二纵队司令员刘安恭和一纵队司令员林彪各倾向一方,在下面进行非组织活动。

 

左图:红军时期的陈毅

6月22日,中共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召开,陈毅主持会议并做报告,并号召『大家努力来争论』。会上,代表们对毛泽东、朱德二人提出的意见最多,甚至有些过火。刘安恭一条腿蹬在凳上,批评毛泽东“一切权力独揽,搞书记专政,家长制”、“不服从中央指示”、“不服从中央调动”。刘安恭对毛泽东的批评,在代表中产生不好的影响,但作为会议主持人的陈毅竟然没有出来制止。会上,前委代书记陈毅在做完报告之后,竟然公开对朱德、毛泽东二人同时开火,他批评毛泽东:红四军不是你大权独揽。陈毅说毛泽东有七点错误,朱德有三点错误。结果红四军选举,朱德和由中共中央指定的前委书记毛泽东双双落选,陈毅反而当选了红四军前委书记。会议认为,毛泽东是前委书记,对争论应多负些责任,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会后毛泽东被迫离开红四军的主要领导岗位,到闽西特委指导地方工作。

红四军七大后,陈毅感到会开得不妥。此时恰好中共中央要红四军去人到中央汇报情况。陈毅到上海后,如实地向中央反映了红四军的情况,中央决定由周恩来、李立三和陈毅一起研究红四军的问题。主管军事工作的周恩来谈了自己的看法,委托陈毅代中央起草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即『九月来信』)。中共中央的这封指示信,对红四军党内的争论问题做出了明确的结论,对红四军的领导人有所批评,但是强调了团结,要红四军前委和全体干部战士维护朱德、毛泽东的领导,并明确指出毛泽东『应仍为前委书记』。

 

(右图:古田会议旧址)

1929年11月,毛泽东回到红四军主持工作后,决定召开红四军第九次代表会议,解决在中国特殊国情下如何建党、建军的一系列根本问题。12月下旬,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即古田会议)召开,毛泽东根据中央九月来信的精神,为这次大会主持起草决议案。决议在着重强调党的思想建设的同时,指出必须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必须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反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等各种错误倾向。古田会议决议是党和军队建设的纲领性文献,它初步回答了如何从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着手,保持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的问题;初步回答了如何将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军队,建设成为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古田会议关于建党和建军的正确决策,为形成农村包围城市道路提供了可靠的思想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