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毛泽东(1927年至1937年)(3)

5、李立三点名批评毛泽东,提出全国总暴动和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六届三中全会结束『立三路线』,毛泽东重新当选政治局候补委员;六届四中全会后,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开始在中央占据统治地位

左图:主持中央工作的李立三

毛泽东成功探索出革命新道路,但在一段时间内并未被党中央认可和重视,反而遭到了严厉批评。当时中央工作实际上由政治局常委兼宣传部长李立三主持,他是坚定的城市中心论者。1930年2月蒋介石与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爆发中原大战之后,更使得李立三头脑发热,认为中国革命到了大决战的前夜,提出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总暴动和集中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在6月9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李立三点名批评了毛泽东,他说:『在全国军事会议中发现了妨碍红军发展的两个障碍:一是苏维埃区域的保守观念,一是红军狭隘的游击战略,最明显的是四军毛泽东同志,他有整个的路线,他的路线完全与中央不同。』这就否定了毛泽东的『整个路线』,也即否定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

 

(右图:瞿秋白)

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使党和革命事业遭到严重损失。在红军奉命进攻大城市的过程中,农村根据地有的缩小、有的丢失,红军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损失。李立三对中国革命形势的判断和一味坚持全国暴动的冒险做法,连联共中央也认为有点过头了。8月13日,斯大林在给莫洛托夫的电报中严厉批评说:『中国人的倾向是荒诞的和危险的。在当前形势下,在中国举行总暴动,简直是胡闹。』莫斯科的严厉批评,再加上红军进攻大城市失利,终于使得中央放弃了原定的暴动计划。

周恩来和瞿秋白从苏联回国之后,于9月24至28日召开了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结束了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这次会议上,毛泽东重新当选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左图:1931年时的王明)

由于对中共中央领导人不满意,共产国际就派其东方部副部长米夫秘密来到了上海,在他的一手操办下,于1931年1月7日召开了扩大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把能够不折不扣地执行共产国际路线的王明推举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实际上取得了党的领导地位。这样,在六届四中全会之后,以王明为主要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开始在中共中央占据统治地位。后来,王明到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根据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提议,在上海成立了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由年仅24岁的博古负总的责任。

博古接手中央时,不仅不是政治局委员,而且连中央委员也不是。据博古回忆,当王明告诉他在中央负总责时,他本人也是大吃一惊,因为这明显不符合组织手续。

6、赣南会议将毛泽东排除在中央苏区红军领导地位之外;宁都会议,项英发难,毛泽东被解除兵权;第四次反围剿在朱德、周恩来的指挥下仍然取得胜利

(右图:老照片赣南会议)

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者占据了中央的统治地位之后,他们不懂得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以教条主义的态度指手划脚,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的方针、政策横加指责。1931年11月初召开的中央苏区党组织第一次代表大会(赣南会议),对根据地、军事问题、土地革命路线展开了争论,不点名地对毛泽东进行了批判。会议决定设立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取消了红一方面军总司令和总政委、总前委书记的名义,以此把毛泽东排除在中央苏区红军领导地位之外。会上,还撤销了毛泽东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的职务。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改由项英担任。12月,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恩来进入中央苏区,取代受到“富田事件”受到牵连的项英,担任苏区中央局书记。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毛泽东任主席,项英,张国焘任副主席。

1932年6月,蒋介石自任总司令,陆续调集部队,准备对中央苏区发动第四次“围剿”。大战之前,红一方面军总部恢复,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治委员。苏区中央局曾提议撤销毛泽东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由当时在前线的苏区中央局代表周恩来担任,周恩来很快给中央局写信,力挺毛泽东继续担任总政委的职务,并陈述了很多理由。苏区中央局暂时接受了他的建议。这时,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要求红军北进,周恩来、毛泽东等命令红军在东韶、洛口一带休整,矛盾变得公开化。苏区中央局决定暂时停止红军行动,立即在前方召开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解决毛泽东等人拒不执行中央战略方针的问题。

 

左图:宁都会议老照片

10月初,苏区中央局在宁都召开全体会议,由周恩来主持会议。会议开始后,项英首先发言:“我认为会议的焦点只有一个,那就是在前线的委员们,首先是毛泽东等同志,是否认真执行共产国际和中央的指示问题。当然,结论也只有一个:没有执行!” 项英最后说出了后方委员们的想法:“我们认为毛泽东同志丝毫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为了保证国际路线在红军中得以贯彻,毛泽东同志应该离开总政委的岗位,回到后方工作。”他还提议:由周恩来负战争领导的总责。几乎在开宁都会议的同时,上海的临时中央接到苏区中央局报告,博古于10月6日召集在上海的部分政治局常委开会讨论,批评毛泽东“分散工作的观点”“是保守、退却”,“是不能容许的”,强调对毛泽东应作坚决的斗争。宁都会议决定解除毛泽东总政委职务。根据临时中央来电,苏区中央局决定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一职由周恩来代理。同月26日,临时中央任命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毛泽东在长汀“养病”4个月后,被中央召回,到瑞金主持政府工作,并在贺子珍的陪同下去云石山的云山寺休养。

 

(右图: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朱德、周恩来等人合影)

第四次反围剿,当时毛泽东已被撤销红军总政委的职务,而李德等人尚未来得及直接掌控军事指挥权,周恩来刚刚担任总政委,对部队和敌情尚不十分了解。所以,重任自然就全部落在了朱老总的肩上。朱老总不负众望,以他一贯的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指挥红军打了一个漂亮的歼灭战,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红一方面军在朱德、周恩来的正确指挥下,既运用了第一、二、三次反“围剿”战争的经验,又从国民党军队进攻时采取新战略的实际情况出发,发展了原有的经验,采取大兵团山地伏击战的方法,在黄陂、草台岗两次战斗中,一举歼灭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近三个师。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是历次反围剿战役中取得战果最大的一次,消灭敌人三个师,缴枪万余支,大炮40门,新式机枪300余挺,这是前所没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