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毛泽东(1927年至1937年)(4)

7、临时中央进入苏区后,博古、李德按照王明『既定方针』办,错过『福建事变』的转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开始长征

左图: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

博古主持临时中共中央工作后,不顾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仍然按照王明的『既定方针』办,继续推行『左』倾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使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和革命根据地的工作,都遭到了程度不同的严重损失。由于缺少掩护,中共临时中央机关处境困难,已难以在上海立足,不得不于1933年1月迁入中央根据地,直接领导中央苏区的工作,『左』倾教条主义的影响就更加恶劣了。1934年元月中旬后,由博古主持的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在中央苏区瑞金召开了。会上,博古把邀请坐在会场主席台中心位置的李德介绍给大家,并代表中央宣布 “李德是共产国际派往中央苏区的军事顾问,中央决定从今天起,李德同志主管军事战略、战役战术,领导红军训练及部队后勤工作 ”。李德是一个不懂中国国情的人,而作为军事顾问他与王明、博古在军事战略上的认识十分吻合,李德是他们最好的军事指挥同盟,也正是李德的到来,把瑞金中央苏区这艘载着红军的航船,完完全全推向了偏离航向的血海。从1931年底一直到1934年10月长征开始,整整三年的时间里,毛泽东尽管仍担任中共苏维埃政府主席,但是遭受到接连不断的批判和不公正对待,甚至于长征前研究转移的时候,博古、李德还曾想不带毛泽东走。

 

(右图:福建事变)

1933年9月下旬,蒋介石亲自坐镇南昌指挥,调集50万大军向中央苏区发起了第五次“围剿”。9月25日,国民党北路军3个师从南城、硝石向黎川发动进攻,打响了对中央苏区第五次“围剿”的第一枪。9月28日,国民党军占领了黎川。强敌压境,中共临时中央领导人却提出“御敌于国门之外“错误方针,要求不惜代价将敌军挡在苏区之外。李德主导下的中革军委要求红军以阵地战、堡垒战,结合“短促突击”顶住敌人。就在这关键时刻,11月20日,驻福建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出于爱国抗日的主张,发动了福建事变,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公开宣布同蒋介石决裂。蒋介石急忙从“围剿”中央苏区的北路军抽调出9个师,转去进攻福建政府。毛泽东在福建事变发生后,多次向博古、李德建议:把红军的主力开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打击敌人的后方,迫敌回援,从而粉碎敌人的“围剿”。但毛的建议却遭到了李德、博古的回绝。仅用了54天,蒋介石就将孤军奋战的十九路军镇压下去,红军也失去了一次粉碎“围剿”的绝好机会。蒋介石腾出手来后,再于1934年1月下旬重新开始对中央苏区的进攻。

 

(左图:红军开始长征)

1934年6月,蒋介石指挥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开始全面“围剿”,他命令各路部队兵分六路,向中央苏区腹地推进。面对敌人新的攻势,博古、李德仍继续采取单纯防御战略,“六路分兵”、“全线防御”,与敌人拼消耗。李德命令红三军团和红五军团在广昌以南的高虎垴、保护山、万年亭一带修建了第三道防线。高虎垴战斗,是第五次反“围剿”以来最激烈的一场恶战,也是红军第五次反围剿中唯一的一次大胜利,以至于陈诚也哀叹这是“进剿”以来“未有之牺牲”。后来,又经过万年亭、驿前等激战,9月下旬,中央苏区已被敌人压缩在瑞金、会昌、雩都、兴国、宁都、石城、宁化、长汀等县的狭小地区内。到10月上旬,国民党北路军和东路军加紧对中央苏区的兴国、古龙岗、石城、长汀等地的进攻,南路军由筠门岭向会昌推进,企图迅速占领上述各地,进而占领宁都、雩都、瑞金,以实现围歼红军的目的。这时,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被迫决定:放弃中央苏区,开始长征。

8、“中央队三人团”的形成,湘江战役损失惨重;通道会议决定转兵,成为红军长征结束“左”倾冒险主义的转折点

(右图: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

1934年10月10日晚,中共中央和红军总部率领中央红军主力5个团以及后方机关人员共8.6万人,开始从江西瑞金等地出发,实行战略大转移。中央、军委机关及直属部队组成军委第一野战纵队和第二野战纵队。第一野战纵队代号“红星纵队”,第二野战纵队代号“红安纵队”。“红星纵队”是党和红军首脑机关,“野战军西征”的指挥部。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张闻天等中央领导同志编在第一纵队,故又称“中央队”。当时毛泽东患疟疾刚刚治愈,身体尚未恢复;王稼祥在第四次反“围剿”中负重伤后,一直未愈,只能靠担架行军;张闻天身体尚好,一般是骑马行军,工作繁重时偶尔也坐担架。他们一起随军委纵队行军宿营,形成了一个新的担架上的“三人团”,后来被称为“中央队三人团”。在担架上和篝火旁,毛泽东分析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使他们开始积极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

 

左图:国民党湘江作战计划图

中央红军突破敌人第三道封锁线并突围进入湘南后,蒋介石调集湘军、桂军在前堵击,粤军和中央军侧击、追击,利用湘江为天然障碍,修筑500多个碉堡,在湘江沿岸150公里长的地带布置了第四道封锁线,企图将中央红军消灭于湘漓两水以东地区。而此时,由于国民党六路军的压迫及追击,红军若不渡湘江的话,要在桂北或粤北立足几无可能,陈济棠有好几万人集中于粤湘边。数十万大军前堵后追、左右侧击,逼使红军只有选择强渡湘江。国民党的六路大军围成了一个巨大的埋伏圈,薛岳得意地称这为“天炉阵”,整个形势对红军非常不利。

(右图:三人团甬道战术示意图)

11月27日,刘亚楼率领红一军团的先头部队红2师首先渡过湘江,随后第2、第4师各一部控制了界首至觉山铺一带渡口,并架设了浮桥。这时,全州至兴安的湘江防线并无敌人主力,兵力空虚。此时,中央纵队已到达文市一带。文市离湘江最近的渡口仅80公里路。如果以一部兵力阻挡全州守敌南进,红军主力轻装前进,一两天内即可到达,仍可以较小的代价渡过湘江,突破第四道封锁线。可惜,红军总指挥部对敌情的这一重大变化并不了解,错过了过江的最佳时机。由于道路狭窄,辎重过多,中央纵队每天行军不到25公里,短短的80公里路,竟然花了整整四天时间才到达渡口!对于“左”倾领导指挥下的这种行进阵式,毛泽东戏称为“叫花子搬家”,刘伯承讥笑是“抬轿子行军”,彭德怀更干脆怒斥为“这是抬棺材送死”。由于在速度上远落后于敌人,使得敌军有充裕的时间部署兵力。行军迟缓、指挥不力,让红军在过湘江时付出了数万计将士的鲜血和生命。

 

左图:湘江战役示意图

湘江战役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历时最长、规模最大、战斗最激烈、损失最惨重的一次大战。是役,中央红军损失高达2万多人,过江前有5万多人,过江后仅余下3万多人。中央红军渡过湘江后,即按中革军委1934年12月1日的计划,经西延、龙胜边沿山岳北进。蒋介石唯恐中央红军北上,经绥宁、洪江、黔阳去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于是急忙令薛岳向黔阳、洪江地区转移兵力,开展新一轮的堵截。在这种情况下,红军如仍北出湘西,势必同五六倍于已的敌人作战,就会有全军覆灭的危险。可是,博古等人却不顾当时的严重形势,仍坚持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在这种背景下,中央决定召开一次会议来解决前进的方向问题。

 

(右图:通道会议旧址)

1934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在通道县境内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会上,李德仍提出转向北方,与二、六军团会合,并在湘黔川三省交界的三角地带创建一大片苏区。毛泽东等人坚决拒绝了这个建议,坚持继续向西进军,进入贵州。这次毛泽东不仅得到了张闻天和王稼祥的支持,而且得到了当时就倾向于“中央三人组“一边的周恩来的支持。这是长征出发后,毛泽东在会上以谈话的方式第一次完整表述了他的想法,即应该放弃在长江以南同红二、六军团会师建立苏区的企图,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再向四川进军,去和红四方面军会师。毛泽东的主张得到了与会大部分人的赞同。当时李德正患着疟疾,提前离开了会场,等到命令发布时,才知道会议的最后决议。通道会议后,中革军委暂时结束了北上的冒险计划,转为向西进军。通道会议决定的转兵,成为红军长征结束“左”倾冒险主义的转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