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步大历史--荣卫平编著

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及世界格局的动荡(上)

 

建国后,中国经历了六个历史阶段。第一个历史阶段是1949年至1956年,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这一时期主要标志性事件为抗美援朝、国民经济的恢复、一五计划及社会主义三大改造。

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美国借机实行武装干涉,把战火烧到鸭绿江边,轰炸我国东北。同时又派遣第七舰队封锁台湾海峡。在邻国受到侵略,我国的安全受到严重威胁的关键时刻,中国人民志愿军毅然出兵朝鲜,同世界头号强国美国进行了一场为期3年的艰苦战争。1953年7月,双方签订《朝鲜停战协定》,从此抗美援朝胜利结束。1958年,中国人民志愿军全部撤回中国。

从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到1952年底,是中国国民经济的恢复时期。这一时期,新中国采取了一系列方针、政策和措施,一方面,制止了中华民国时期国民党政府遗留下来的恶性通货膨胀,稳定了市场物价,恢复了被战争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另一方面,基本上完成对封建土地制度的改革,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确立了国营经济对资本主义经济和个体经济的领导地位。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编制工作,由周恩来、陈云主持,从1951年开始着手先后历时4年,五易定稿,到1954年9月基本定案。一五计划草案,最后经1955年7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自1953年至1957年为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到1957年底,各项经济建设指标,一般都大幅度超额完成,特别是工业和交通运输业喜报频传。

社会主义三大改造是指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组织的对于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造。其中,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三大改造的重点。三大改造高潮一到,其发展速度,甚至超出了毛泽东本人的预料。原来设想15年实现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仅仅用了四年,事实上主要是一年的高潮就告结束。从政治上看,三大改造的提前平稳实现,的确是一个历史性的胜利。当年苏联从1929年开始集体化,到1936年完成用了七年时间,而且引起了农民的强烈反抗, 导致暴力镇压。南斯拉夫40年代末执行集体化也导致全面的反抗,不得不解散合作社。然而,从经济上看,这个胜利多少带有表面性。即使在当时,领导者也已经看出由于改变过快,工作过粗,带来了某些混乱和问题。

第二个历史阶段是1956-1966年,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这一时期的主要历史事件是:中共八大、反右、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

中共八大,于1956年9月15日至27日在北京政协礼堂召开。八大一个重要的贡献是:根据中国阶级关系和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确定把党的工作重点转向社会主义建设。八大指出,在新的历史时期中,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需要和文化需要。

1957年4月,因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反革命分子乘中国共产党开展整风运动之机,向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进行猖狂进攻,甚至扬言取消党的领导,实行西方“轮流坐庄”的政党制度,走资本主义道路。针对这一情况,1957年7月,毛泽东在南京计划召集华东各省的省委第一书记开会,研究分析形势,部署反右派斗争。为此,中共中央发出指示,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反右派斗争,到1958年夏季反右派斗争结束。但斗争被某些人严重地扩大化了。1978年,中共中央决定对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人进行全面复查,将被错划为右派的人平反。

“大跃进”运动是指1958年至1960年间,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极“左”路线的运动,是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及其以后不断地错误批判1956年反冒进的基础上发动起来的,是“左”倾冒进的产物。1958年2月,《人民日报》发表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社论,明确地提出国民经济要全面大跃进。1958年6月初,国家计委提出《第二个五年计划要点》,其中提出五年超过英国,十年赶上美国。到了6月17日,又提出“两年超过英国”的报告。1958年7月,从农业战线传来喜讯,各媒体先后刊登湖北省长风农业生产合作社,早稻亩产15361斤,放了一个大“卫星”。随即农业部公布夏粮产量同比增长69%,总产量比美国还多出40亿斤。到了秋收季节,亩产万斤粮的报道,便接踵而来。

8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会议。在会上研究了超英赶美、大炼钢铁和成立人民公社等重大问题。确定要把钢铁作为全党的第一位大事来抓,年计划要完成1070万吨,实现翻一番。由于各单位都参与大炼钢铁,开始使用本单位的废钢材,没有几天就用光了。在当时炼钢的原料就成了大问题,只好发动全厂职工群众,收拣废钢铁,有些职工干脆就把自己家中的铁器献出。到1958年底,中共中央发表公报,宣布粮食、钢铁的产量都翻了一番,实现了特大的跃进。从此,“大跃进”、“总路线”和“人民公社”并称为“三面红旗”。

第三个历史阶段是1966-1976年的“文革”时期,“文革”意味着国民经济的大劫难。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的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是引发“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文章点名批判北京市副市长、明史专家吴晗,实际上涉及中央领导层在许多重大政策问题上的不同意见。文章发表后,《人民日报》和北京各报在十多天内没有转载。北京市被批评为“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毛泽东说:《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这使得《海瑞罢官》的批判带上更为严重的政治色彩。

1966年2月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召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会议,起草《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后被称为“二月提纲“),试图对学术批判中已经出现的“左”的倾向加以适当约束。就在“二月提纲”拟定的同时,江青在林彪的支持下,在上海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这次座谈会的《纪要》,认定文艺界被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号召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

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会议于5月16日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对“二月提纲”进行了全面批判,并指出:“混进党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这些判断,是把阶级斗争错误地扩大到党的最高领导层甚至人为地制造阶级斗争的重要根据。会议决定撤销以彭真为首的文化革命小组,成立陈伯达任组长,康生为顾问,江青、张春桥等任副组长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使之实际上成为不受中央政治局约束的、领导“文化大革命”的指挥机构。此后,“文化大革命”异常迅猛地发动起来。

第四个历史阶段是1976-1978年的两年徘徊时期,这一时期的标志性事件是粉碎四人帮和“两个凡是”的提出。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主席逝世。“四人帮”认为时机到了,因此更加变本加厉地进行篡党夺权活动,党和国家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1976年10月6日晚,以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采取断然措施果断地逮捕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当天晚10时到第二天凌晨4时,中央政治局进行了紧急会议。华国锋和叶剑英作了报告,会议完全赞同处置“四人帮”的行动。会议通过了华国锋为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决定 。至此,“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内乱结束。全国亿万军民随即举行盛大的集会游行,热烈庆祝粉碎“四人帮”的历史性胜利。

“两个凡是”,源于1977年2月7日的两报一刊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表述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必须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要始终不渝地遵循。”社论是汪东兴提议写的,也是经过了当时的政治局同意的。“两个凡是”有特定的指向,目的是高举毛主席的旗帜。“两个凡是”提出后,遭到了邓小平、陈云等人的坚决反对,并引发了全党范围内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邓小平在讨论中占主动地位,并最后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方针赢得了大多数在文革中被打倒,受迫害和牵连的老一辈政治家的支持,邓小平掌权后,在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否定了“两个凡是”,该方针被他所倡导的“实事求是”的务实观点所取代。

第五个历史阶段是1978年至今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这一时期开始的标志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

1978年12月18日-2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169人,候补中央委员112人。会议由时任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主持。全会的中心议题是根据华国锋同志的指示讨论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次拨乱反正的会议。具体表现在它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决定把全党工作的重点为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次开创未来的会议。全会明确指出党在新时期的历史任务是把我国建设成为 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揭开了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序幕。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中国人民进入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逐步开辟了一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30多年来,中国人民沿着这条道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建设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