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多次批评“四人帮”

1974年7月17日夜幕降临，长安街华灯齐放，热闹了一天的长安街开始寂静下来。这时，一队轿车从中南海新华门快速驶出，转变向东，转身北京站。这是毛泽东生前最后一次外出巡视，此刻他已是81岁的高龄。

就在这次外出前，他曾主持了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他严厉地批评了江青一伙。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警告江青：“江青同志，你要注意呢！别人对你有意见，又不好当面对你讲，你也不知道。不要设两个工厂，一个叫钢铁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

这时的毛泽东两眼已开始模糊不清，但他仍将严厉的目光投向坐在会议厅一角的江青。这时，坐在角落里的江青已有些局促不安。其实，从1973年底以来，毛泽东对江青的不满日甚，曾多次批评她。

1974年3月，政治局开会讨论派谁去参加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让邓小平去。结果江青坚决反对。毛泽东得知这次开会的情况后，十分气愤，立即给江青写了一封信：江青：邓小平同志出国是我的意见，你不要反对为好。小心谨慎，不要反对我的提议。

在这之前，毛泽东还将一封署名为“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的批评江青的来信批给全体政治局委员传阅，毛泽东对来信做了如下批语：印发政治局各同志。有些意见是好的，要容许批评。那封信批评江青”民主作风差“，批评江青坚持”一切为样板戏让路“，并指出”江青是‘文化大革命’的英勇旗手“的口号和提法是不恰当的。

此后，毛泽东又说江青“迫不及待“。在这次会上，毛泽东还针对江青到处说”我代表毛主席“等，当众宣布：”她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在会上，他还批评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等搞帮派活动，说：”你们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

毛泽东南巡到武汉后，毛泽东见时机已经成熟，决定提议由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10月4日，他让机要秘书打电话给在北京的王洪文，传达他关于邓小平担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的提议。这个消息对江青一伙来说，不啻五雷轰顶，大难临头。也正是从这一天起，“四人帮“开始秘密抗拒毛泽东的指示，进行了一系列”组阁“活动。

毛泽东来长沙后不到一周，便发生了“四人帮“策划的”长沙告状事件“。10月17日晚上，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在江青的住地—钓鱼台十七号楼密谋策划。最后，江青一伙恶人先告状，决定派王洪文去长沙，向毛泽东告邓小平和周恩来的”状“。1974年10月18日，王洪文乘坐的专机在长沙机场降落，当晚毛泽东接见了他。

在汇报四届人大筹备情况时，王洪文向毛泽东报告：“总理现存虽然有病，住在医院，但还忙着找人谈话至深夜，几乎每天都有人去。经常去总理那里的有小平、剑英、先念等同志。“毛泽东静静地听着。王洪文继续说：”他们这些人在这时来往得这样频繁，和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有关。“

王洪文见毛泽东默不作声，马上又补充道：“北京现存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王洪文的这句话是点睛之笔。如果毛泽东对他的执行重视并给予支持，把事情与1970年的庐山会议即中共九届二中全会联系起来，那么问题的性质就很明显了。

王洪文期待得到毛泽东的支持。但是，他的希望落空了。毛泽东当即批评王洪文：“有意见当面谈，这么搞不好！要跟小平同志搞好团结。“并要他回京后多找周恩来、叶剑英谈谈，不要跟江青搞在一起，提醒他要注意江青。

江青为了进一步达到目的，又两次召见即将随邓小平陪外宾去长沙见毛泽东的外交部人员王海容、唐闻生，要她们诬告周恩来、邓小平。但两人并没有按照江青的要求去做，而是主动向毛泽东做了汇报。

在听取了王海容、唐闻生的反映后，毛泽东十分恼火。他把这件事同两天前王洪文“告状“的举动联系在一起，愈感江青的所作所为非同一般。他要二人回京后向周恩来、王洪文转达他的意见：”总理还是我们的总理，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由周总理和王洪文主持，同各方面商量办理。“他还要求她们告诉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三人，不要跟在江青后面批东西。

对江青已极度不满的毛泽东，提笔在江青写来的一封继续要求“组阁“的信上批示：”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至嘱。“”人贵有自知之明。又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