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磅“炸弹”

进入1965年，江青的文艺活动更加活跃且频繁。除了在京剧改革上下力气外，她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因为前一年，毛泽东也默认对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进行评论，这就等于给了江青一把“尚方宝剑”。

江青兴奋地前往上海秘密组稿。她要继1963年5月《文汇报》刊载《驳“有鬼无害”论》之后，再在上海秘密策划第二篇“有分量的批评文章”。这次矛头依然对准历史剧，只是由针对“鬼”变为针对“人”。

江青到上海后，找到了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柯庆施。柯庆施知道江青想找“笔杆子”后，给她介绍了上海市委宣传部的张春桥。城府极深的张春桥没有直接允诺，而是向江青推荐了上海的一位“青年文艺评论家”—姚文元。从此，姚文元登上了更大的政治舞台。从1965年8月开始编写，到11月10日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他历时近5个月，中间10次易稿，可谓煞费苦心。

姚文元的文章发表的当天，彭真便得知发生在上海的异常动向，当即嘱讼秘书以最快的速度弄到了一张11月10日的《文汇报》。与此同时，江青也关注着中共北京市委的反应。恰在这关键时刻，毛泽东又要“远足南巡”了，这一次，专列将驶往正在酝酿“政治风云”、制造“重磅炸弹”的上海。

毛泽东觉得还需要把火烧得更旺，才能打开局面。他得知北京各报没有转载姚文元的文章，就要上海人民出版社将这篇文章印成单行本，向全国发行。他把发表这篇文章看作“甩石头“，用心打破他所不满的沉寂局面。这块”石头“，成为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

11月12日至26日，华东六省的党委机关相继转载了这篇文章。北京承受着巨大的政治压力。彭真知道毛泽东“生了气“，知道《解放军报》准备转载，不得不约《北京日报》领导去电话，指示转载。11月29日、30日，《北京日报》和《人民日报》才先后被迫转载这篇文章，但都分别加上了按语，按语目的很明确：对待《海瑞罢官》的问题属学术问题，应当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