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副所长王力荣对桃全基因组的测序研究，目前所有人工种植、作为水果的桃，其源头都可追溯至一种被称为光核桃的野生桃亚属植物。这种堪称“祖宗”的野生桃，目前仍广泛分布于我国川、藏、滇的雅鲁藏布江、金沙江、澜沧江、怒江流域海拔1700-4200米处河谷山坡上，至今当地居民依然有采食光核桃的习惯。

目前人类已知最早利用桃的记录出现在四川盆地。2021年发现的四川资阳?溪河遗址中，考古工作者发现与旧石器、动物骨骼埋藏在一起的桃核，其时间可以追溯至距今7万-5万年的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早期，桃的身影开始出现在长江中下游地区，考古工作者在湖南澧阳八十?遗址、城头山遗址中均发现桃核。

在浙江省萧山跨湖桥遗址距今约7700-7300年的地层中，考古工作者发现11枚保存完好的桃核，与其祖先光滑的桃核相比，这些桃核表面已经出现明显的沟纹，可能其性状在人类长期采食筛选下已经发生改变，这正是驯化的开始。而在浙江杭州良渚古城遗址的发掘中，考古工作者又在钟家港古河道中发现大量桃核，在长期的水环境中保存得相当完好，不仅未被炭化，甚至饱满、光滑，与新鲜桃核无异。

从跨湖桥到良渚的近4000年时间里，长江下游地区古代遗存中发现的桃核越来越多，桃果体积越来越大，这似乎表明此时人们已经开始刻意选育、栽培桃树，原本的“高原居民”---桃已经彻底地融入江南地区先民的日常生活之中。在夏代晚期的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商代早中期的河南郑州二里岗商城遗址、商代晚期殷墟遗址中均发现了桃核，商代中期的河北蒿城台西遗址还发现以桃酿酒的证据。这些发现表明，到约3500年前，中原地区的先民也已开始食用桃果，至此桃终于成了“全国性”水果。

从8000年前到约3500年前，这4000多年的漫长时光，不仅让桃从西南一隅走向广袤的华夏大地，更让桃的驯化程度不断提高。与长江上游地区果实小、口味酸涩的野生祖先相比，今天我们吃到的桃果实更大，口味更加香甜，苦味几乎消失，这正是数千年来人工不断筛选的结果。

食桃在周代已颇为盛行，特别是社会上层更是对桃喜爱有加。《韩非子》记载鲁哀公曾赐孔子桃与黍，孔子先将黍吃完再吃桃，遭到哀公近人的嘲笑，原来哀公所赐之黍并不是食物，而是用来去掉桃皮上的桃毛。《晏子春秋》还记载一个著名故事，齐景公畜养的三名勇士因功欺上凌下，齐景公便属意晏婴将其除掉。晏婴以齐景公的名义赐了两只桃子给三人，令其论功取桃，三人居功互不想让，最终都自杀而死，即所谓“二桃杀三士”。

随着人们对桃愈发熟悉，桃也开始走入人们的精神世界。在先秦最重要的诗歌总集---《诗经》中，人们对桃的偏爱暴露无遗，共有5首诗歌提到了桃，桃的意象在这些古老的诗歌中都与“美好”“生命力”紧密相关。《桃夭》将待嫁少女比喻为桃树，她面容娇美（桃之夭夭，灼灼其华）、生育力旺盛（桃之夭夭，有?其实）、能让子孙昌盛（桃之夭夭，其叶蓁蓁），如果能够将这样的女孩迎娶回家，那整个家族必将受益无穷。

在《吕氏春秋》等古老物候记载中，绽放的桃花是春天到来最为明显的标志，而仲夏结满枝头的硕大桃果又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多子多福，因此桃总是与旺盛的生命力和生殖力紧密相关，这在重视家族兴盛、子孙繁茂的古代社会自然能够引人青睐。这种象征意义继续延伸的结果是桃逐渐被神化，在正趋于成熟的神仙方术系统中扮演起重要角色来。

彼时，在方士的推动下，上至君王、下到黎民百姓，都相信肉体凡胎能够通过服食桃实现长生不死、羽化登仙的美梦。出现在神话中，由神人服食的桃自然也就被与长寿、升仙联系起来。 即便神仙方术后来不断退潮，期望健康长寿的中国人仍然对仙桃无比喜爱，在明清瓷器、民间服饰上都极为常见。直到今天，寿桃型面点蛋糕，手捧寿桃的南极仙翁仍然是中国老人寿宴上喜闻乐见的中国元素。

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桃与长寿之间的联系司空见惯，然而桃鲜为人知的另一面在古代或许更加重要。桃木在传说中具有其他木材难以企及的特殊能力—它难驱逐邪崇和厉鬼，使人们远离疾病和厄运。相传黄帝立起桃木制成的人像，在门户外设神荼、郁垒和老虎的神像、悬挂苇绳以之驱鬼。

以桃压鬼的信仰发展到周、秦、汉时期，形成多种围绕桃木开展的驱鬼仪式。首当其冲的是以桃木棒驱邪。君主吊唁臣子时，需巫师手持桃木棒、芦苇扎成的扫帚、兵戈在前开道扫除不祥。在1975年湖北云梦睡虎地发现的秦代竹简还专门提到，桃木棒对说人话的牲畜最为有效，如果房子里有令人昏迷的鬼，则以桃木棒击打房间四面和中央，再以牡棘刀砍斫墙壁，即可命令鬼离开。

学界主流认为，中国本土所产的食用桃向域外传播不晚于西汉初期，张骞通西域打通“丝绸之路”后，西域至长安的商旅来往不断，不仅将域外的葡萄、黄瓜等农作物带入中国，也将桃、李等本土作物带至伊朗、印度等地。实际上早在张骞“凿空”之前，古丝绸之路就已经成为中国西北地区与中亚等地的重要商路。在2000多年前的尼雅遗址中已经出现了桃核，所以桃的西传可能更早。

在晋代《述异记》中记载“日本国有金桃”，《旧唐书》《册府元龟》记载，中亚国家康居曾在贞观五年向唐王朝入贡金桃，被唐太宗植于皇家园林中，这些记载中所谓“金桃”，应当就是今天的黄桃，即富含胡萝卜素呈现金黄色的桃种。可见，汉代之后，中国的桃树传播已相当广泛，东至日本、西到康居，都长期种桃以至形成本土的新品种。

根据《临安志》记载，南宋时浙江杭州一带种植的桃种类有“金、银、水蜜、红壤、细红叶”等品种。到明天启时期，水蜜桃经过多代改良，由杭州传至上海。这种个大、皮薄、肉嫩、味甜、汁水丰富的桃种在上海生根后即广受欢迎，其中更以顾名世经营之露香园产的上海水蜜桃为佳品。此后黄泥墙、李氏吾园的水蜜桃又先后独占鳌头。

上海水蜜桃此后不断向外省传播，更在鸦片战争后传至海外。1844年，英国人福琼将上海水蜜桃引种至英国，并称之为“上海桃”；1850年左右，上海水蜜桃再由英国传至美国，被命名为“中国粘核桃”，成为美国主要栽种的桃种，也成为后来“爱保太”等上百个美国桃种的祖本。

1871年，日本冈山县从上海引进“上海水蜜”和“天津水蜜”，此后再在“上海水蜜”的基础上培育出多种新桃种，如“岗山白”“大久保”等，这些日本新种后来又传回国内，被人们认为是“东洋舶来品”。根据国内学者研究，17个当代日本桃品种的遗传谱系主要可追溯至由中国引进的上海水蜜，可见19世纪后上海地区水蜜桃向外传播对全世界桃品系影响之深远。

近年来，上海金山水蜜桃栽培系统与江苏无锡阳山水蜜桃栽培系统一起，以巨大的经济价值、悠久的历史、当前对桃品类发展仍存的重要意义、对我国桃产业的战略性作用等原因被列入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单。

据统计，今天中国桃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60%以上，无数鲜果、罐头、桃干和其他桃制品被源源不断地送到每一个家庭的餐桌上。由中国选育的桃种占全世界的四分之一，上海金山、无锡阳山、浙江奉化、四川龙泉驿、山东台儿庄等地仍然在为市场培育更新的桃品种。而在物质之外，当我们春天观赏桃花、在寿宴上分享寿桃、在家宅中悬挂桃木剑时，那既熟悉又陌生的桃文化也会提醒我们，桃并不仅仅是水果，也是和我们共享几千年民族记忆的伙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