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形象还出现在更多地方，如出土于辽宁省喀左青铜器窖藏、现藏辽宁省博物馆的青铜卷体夔纹蟠龙盖?，一条立体龙盘坐在?盖上，龙大眼、翘嘴，头两侧长有小耳，头顶为瓶状角，额头上有菱形纹饰，两只短“手”撑在器盖表面，龙身与盖面蟠龙纹饰想接，盘绕覆盖了整个?盖。鱼鳞状龙鳞排布整齐，这只蟠龙像对世界充满兴趣一般探出身体，造型憨态可掬。?肩部是两对大夔龙纹，方形的龙口大张，龙头顶有角，两只前肢压在扣下，身体盘曲成团，同时在?肩上还铸有两个大耳，耳亦为龙形，龙角由两个相对的小夔龙构成；?腹饰庄严兽面，同时另铸有两个较小的龙形耳；最后，在?最下方的圈足上，还饰有一圈小夔龙纹。

通观这只青铜?，龙元素遍布器物全身，显然是铸器者最想突出的主题，虽真实意义不得而知，但是仍不妨碍体现在这只?上精湛技术被生活于3000年后的我们所欣赏。特别是该?出土于阴山以北的辽西地区，而?上的龙形象、龙纹却与晚商及西周早期中原腹地和关中地区的几乎没有区别。由此观之，中原的崇龙信仰很可能在商文明高超青铜冶炼铸造技术的帮助下实现跨地理单元的大范围传播。

让我们将视野转向中原之外的世界，对龙的崇拜并不仅仅保存在商王朝的信仰中。1号青铜神树是四川广汉三星堆祭祀坑重要发现之一，在神树向外伸出的9根枝条上站立着凤鸟。在神树下半部分的树干上，一条龙攀缘而下并落于神树底座上，这条龙拥有圆形大眼，鼻、额部长有长短不一的两角，以奇怪的姿势下垂，脚部如同人手，龙口呈方形，大口张开，口中有数个圆点。

三星堆信仰中龙形象不止于此，1号祭祀坑中出土一件残断青铜柱形器，柱上攀爬着一只铜龙，头顶长着一对弯曲似镰的大角，角内侧长着耳朵，前爪趴在柱顶，身体与卷尾下垂于柱侧，后爪抓住柱身。这条龙在整个造型上不仅与青铜神树龙大相径庭，与同时期其他地区龙形象也存在较大不同。可见当时的成都平原上，龙形象在不同文化交汇共振中呈现多样化姿态。

商周易代后，商人对龙的偏爱在新时代仍然被保留下来。1992年，陕西省扶风县东北出土一批西周青铜器，其中包括一件青铜龙。铜龙形态为爬龙，头顶为一对瓶状鹿角，两耳招风，身如蛇状，尾部上卷，背上有脊，身上布满菱形鳞片，四肢断裂，似乎攀缘在某件器物之上，只是原器已遗失。

这种攀爬的龙，是西周早期出现的新风格，推断爬龙可能也是铸接在某件青铜鼎鼎耳上的，若是如此，这件遗失的青铜鼎可能比已知的任何一件鼎体积都要大。扶风这只青铜龙在造型和姿态上都与三星堆铜柱型器上的爬龙极为相似，近年研究表明，四川盆地与关中地区在商末周初曾有过文化交流，或许这种特殊龙形象就是在这种交流的作用下出现在两地的。

另一件不得不提的周代龙形器物是著名的邓仲牺尊。牺尊1984年出土于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张家坡西周墓葬，尊体被铸造为一只半鹿半马神兽，圆头、大眼、短角，四足有蹄，体侧有翼，周身装饰兽面纹，腹内为盛装酒液的空间，背上器盖有一凤鸟状小钮，颈后铸有一只卷尾虎。在神兽的臀部、颈部前各铸有一只青铜小龙，身上装饰有鱼纹状鳞片。

牺尊出土于周王朝上层贵族井叔墓中，器盖底部“邓仲作宝尊彝”的铭文显示作器者为邓仲，表明这件器物可能是邓仲赠予井叔的。牺尊整体造型生动、铸造精良，堪称西周青铜精品。这只神兽身份尚不可知，但其上龙、凤、虎均是商周信仰中常见的神兽，可见作为器身主题的神兽也应当是具有某种受人崇拜的神力。

随着时代演进，西周中期以后，商文化崇信鬼神的风气逐渐散去，周文化重视秩序和理性的一面开始展现。西周中期，兽面纹已明显减少仅存的一些也开始解体，变成一些似是而非的几何图形组合。而历史更加悠久的龙纹在此时也开始出现新变化。西周早期青铜器常常在户、颈装饰一条波折的龙，而到了西周晚期龙头逐渐抽象化甚至省略，使得原本的龙身变成了仅具装饰价值的波带纹。

除这些演变和简单几何纹饰外，仍有一些龙顽强地保持着自己的原貌，青铜壶流行于西周中晚期，不少青铜壶腹部都装饰着一种相互缠绕、双身一首的龙纹。这一风格一直延续到春秋时期。藏于故宫博物院、河南博物院的莲鹤方壶以及藏于山西博物院的莲盖夔龙纹方壶便是最好体现。在方壶表面，布满曲折的蟠螭纹，与龙形壶把、壶顶莲瓣、展翅仙鹤一起，体现出独属于春秋时代的华丽奢靡。

龙纹逐渐从信仰的桎梏中解放出来，成为装饰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趋势发展的巅峰，即是曾侯乙尊盘、曾侯乙冰鉴等器物，遍布器身密密麻麻的蟠虺纹让人们惊讶于其超出时代的美和巧夺天工的铸造技术。

在此后时代里，青铜礼器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逐渐隐没于历史之中，但或许正得益于龙形象承载的文化意涵和美学符号，这种古老的纹饰并未像兽面纹那样与青铜时代共同落幕，而是被其他艺术形式所继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