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

第四章 变革之路(1)  

 

伊斯兰教诞生在一个充满动乱、争议和灾难的世纪里。公元541年,在先知穆罕默德得到启示的一个世纪里,一场异样的灾难将恐怖气氛洒向整个地中海地区。它的传播速度快似闪电,等到人们从惊恐中回过神来,一切已为时未晚。无人能够幸免,死亡人数难以想象。众多城市遭受着毁灭性的袭击,君士坦丁堡在5世纪40年代中期曾每天有1万人死亡。不仅是罗马帝国遭此劫难,没过多久,东方城市同样受到影响,灾难沿着交通贸易要道蔓延,袭击了波斯和美索不达米亚,逐渐进入中国。鼠疫带来了大多的灾难、绝望和死亡。

随之而来的还有长期的经济衰退。自然,这也影响到君士坦丁堡皇帝的外交策略。在大瘟疫袭击之前,帝国财政已开始出现严重赤字。经济停滞让民众对查士丁尼的统治怨声载道,最严厉的批评是指责他为了讨好邻国,大笔出钱,胡乱捐赠。查士丁尼的继任者放弃了这一策略,对罗马的邻国采取一种强硬的非妥协政策。

罗马皇帝对波斯也采取了类似的立场,特别是后来得到消息说,一群突厥游牧部落已经在中亚草原取代了匈奴人,并威胁着波斯的东部边疆。突厥人在商业贸易中越来越占据主要地位。这让中国人颇感不快,他们认为突厥人不好对付,不值得信赖。这显然是因为突厥人获得了越来越大我商业优势。突厥人野心勃勃,他们曾派特使赴君士坦丁堡提议建立远征军事联盟。大使们告诉查士丁二世,若能联合发动进攻,波斯唾手可得。罗马皇帝急于凭借战胜君士坦丁堡的老对手以获得荣耀,同时又受到其他预言的鼓励,于是便得意扬扬地同意了这一计划。他向波斯国王发出威胁,要其归还以前协议中割让出去的城镇和疆域。然而,罗马发动的进攻以失败告终,波斯的反攻直逼达拉城(位于今土耳其南部),即罗马的边防要塞。在长达六个月的围攻之后,波斯终于在公元574年夺下该城。罗马皇帝最后在身体和精神的双重崩溃下郁郁而终。

这次惨败让突厥人相信,君士坦丁堡是个价值不大且靠不住的同盟。突厥的大使在公元576年直截了当地说明了这一点,并愤怒地拒绝了任何进攻波斯的提议。与波斯重燃战火,意味着一段混乱时期的开始,并且带来了难以预料的结果。随后的二十年间战争不断,有时甚至十分激烈,比如波斯大军深入小亚细亚后的返程之战。这次战役中,波斯受到了伏击,王后被俘。波斯国王携带着参战的『至高无上的』圣火被罗马人夺走并扔进了河里。熄灭圣火是一个颇具挑衅性的举动,意在动摇i波斯宗教信仰的基石。这一消息引起了罗马上下及其同盟国之间的一阵狂欢。

随着战争愈演愈烈,信仰变得至关重要。例如,当士兵因为军饷缩减准备发动暴乱时,指挥官便会拿出耶稣的圣像,让士兵们知道为皇帝效劳就等于是在为上帝效劳。强硬的宗教观还驱使着君士坦丁堡对琐罗亚斯德教发起激烈的攻击,说它低级、虚假、颓废。向帝国边疆的臣民灌输带有浓厚宗教色彩的军国主义思想,能够让他们更加尽心尽责地服务帝国。对于阿拉伯南部和西部部落,罗马经过一番周折并承诺给予物质奖励后,争取到了他们的支持。授予皇家头衔---这种新的皇室亲属关系能让获得者在地方上作威作福---同样能让更多的人坚定地追随君士坦丁堡。

这种与波斯对峙期间的强硬宗教态度给罗马带来了苦果。因为某些部落所接受的基督教并非公元451年卡尔西顿大公会议上定义的基督教,而是其他派别的基督教,对基督人神二性的看法差距甚大。随着君士坦丁堡发出强硬的宗教声明,罗马人与他们在阿拉伯的长期盟友加萨尼人的关系也变得紧张了。或许是由于各教派之间的相互猜疑,原先建立起来的合作关系在这个敏感时刻发生了破裂。这为波斯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可乘之机,他们控制了阿拉伯西部和南部的港口与市场,并新建了一条从波斯通往麦加和欧卡兹的陆路通道。

根据伊斯兰的传统说法,这种变化促使一位麦加的当地领袖向君士坦丁堡提出要求,任命自己为罗马帝国在麦加的『飞拉哈』,即护卫者。日后,这些拥有皇帝头衔的麦加护卫者将被皇帝授予『奥斯曼』的称号。类似的任命在耶斯里卜同时进行,不过是以波斯的名义。

阿拉伯半岛上的局势持续紧张,而北部主战场上的拉锯战却毫无进展。最终,历史的转折点没有出现在沙场,而是出现在波斯的宫廷。6世纪80年代末,一位叫瓦赫兰的极富名望的将军自恃功高,背叛了波斯国王库思老二世。国王逃到君士坦丁堡,向罗马皇帝摩里斯寻求支援,条件是割让高加索山脉和美索不达米亚的大片疆土,并归还达拉。公元591年,库思老二世得以重返家园,他与他的对手进行了交涉,谈判出乎意料的顺利。随后他便开始着手兑现自己的诺言。太多的城池、据点和战略要地都拱手送给了罗马人,甚至将波斯腹地的经济政治中心都暴露给了对方。波斯所受的屈辱如此之大,注定会有猛烈的反扑。

过去二十年的激战中,胜利的天平始终摇摆不定。综合来看,似乎是罗马在外交和政治上占据了较大的优势。如今它拥有了曾经梦寐以求的扩张基础,终于有机会可以在近东建立自己的永久统治。正如历史学家普罗科匹厄斯所指出的,从河流、湖泊和山脉来讲,跨越两河流域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并没有太多的边防据点,这意味着罗马势必夺取更多的周边领土来巩固他们的既得利益。库思老二世虽然夺回了王位,但代价未免太大。

然而在随后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局势发生了戏剧性的逆转。公元602年,罗马宫廷发生政变,皇帝摩里斯被他的将军福卡斯所杀。库思老二世看到了机会,提出要重新谈判。他在攻取达拉---罗马在美索不达米亚北部的防御要地---的战役中找回了自信,也从福卡斯的夺权行动中吸取了教训,进一步巩固自己的国内的统治地位。当听说新一波蛮族正在进攻巴尔干半岛时,波斯国王的野心迅速膨胀。之前用于统治阿拉伯北部归降民族的传统管理方法全被废除,边疆地区被重新整合,以适应波斯人的扩张。

波斯对基督教徒的监管非常严密。基督主教们从过去的经验中知道战争不是好事,波斯对罗马的敌意通常会让他们因勾结罪受到惩处。公元605年,波斯国王亲自主持新一任元老的大选,并邀请基督教高层人士参加。这是在有意释放友好的信号,向少数宗教人士表明统治者对他们的事务非常关心。这一举动非常奏效,向基督教群体中获得极高评价。

趁着罗马帝国深陷一桩桩内部反叛的泥潭中,波斯帝国开始了复仇:美索不达米亚的城池像骨牌一样接连沦陷,最后一座城市埃德萨于公元609年投诚;随后波斯人将注意力转向叙利亚,叙利亚西部的埃美萨于第二年失陷,另一个核心要地大马士革也于公元613年落入波斯人之手。波斯人在小亚细亚挫败罗马的一次反攻后,波斯国王转道向南进攻耶路撒冷,其目的非常明显:夺取基督教的圣城,由此建立波斯在文化、宗教上的最后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