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

   第六章 皮毛之路(2)

 

随着时间的推移,一种均衡局面逐渐形成,并为整个草原西部带来了稳定和繁荣。其中的关键因素是突厥部落对黑海和里海北部地区的统治。他们被称作可萨人,占领着黑海北部的大草原。在穆罕默德死后的几十年内,他们靠着大规模的征服行动逐渐增强了军事实力并不断崛起。他们对穆斯林敌人的有效抵抗赢得了其他众多部落的支持,这些人都愿意团结在他们麾下。这同样引起了君士坦丁堡罗马皇帝的注意,他知道与草原上最强大的势力合作共同打击对手,一定会让双方获利。可萨这个同盟实在是太重要了,于是在8世纪初,可萨汗国和拜占庭帝国(对这一时期罗马剩余领土的通称)达成了政治联姻。

在拜占庭首都君士坦丁堡看来,皇族与外国通婚非常罕见,尤其对方还是草原游牧族,更是前所未有。因此这场联姻清楚地表明了可萨在当时拜占庭的外交和军事考量中是何等重要,以及当时帝国面临的来自东部小亚细亚穆斯林的压力是多么巨大。同时,可萨人的首领可汗收获了大量的贡品和荣耀,这在可萨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它强化了最高统帅的地位,并为部落内部的等级划分铺平了道路。更重要的是,这促使了其他部落逐渐成为可萨人的附庸,并以朝贡的形式换取保护和赏赐。可萨汗国由此成为西部草原(即今日的乌克兰和俄罗斯南部)上的霸主。

贸易的持续的繁荣和长期的和平稳定给可萨社会带来了重大的转型。部落统治者的领导方式发生了变化:可汗从日常事务中脱离出来,渐渐向神圣君主的身份靠拢。人们的生活也开始改变:周边地区对农产品(主要由可萨和其附庸部落生产)的需求大幅上涨,水果的长途贸易也同样在增加,原来的小聚集地开始逐渐发展成城镇。到公元10世纪初,位于伏尔加河下游河口的阿铁尔被定为都城,即可汗的永久居住地。阿铁尔拥有众多人口,城市规模非常复杂,仅为解决各种民间纠纷就要设立不同的法庭,由法官来裁决穆斯林之间的争端、基督徒之间的争端,甚至是其他宗教教徒之间的争端。为此还形成了一套机制,专门解决法官无法裁决的案子。

随着贸易活动的增加,可萨汗国的领土上建立起越来越多的定居城镇。萨曼达尔就是其中之一,城中木质房屋上的圆顶可能就是在模仿传统帐篷。至9世纪初,有相当数量的基督徒来到可萨,他们被任命为主教甚至是大主教来管理当地教徒。在萨曼达尔和阿铁尔等地还拥有大批穆斯林信众,来自阿拉伯的文献清楚地表明,该地区曾修建了大批的清真寺。可萨人本身也接受了新宗教信仰,却并不是伊斯兰教。在9世纪中叶,他们决定成为犹太教徒。可萨的使团大约于公元860年抵达君士坦丁堡,邀请教士过来解释基督教的基本教义。『自古以来我们只知道一个上帝(即腾格里),他掌管着一切』他们说,『现在,犹太人让我们接受他们的宗教和习俗,而阿拉伯人又让我们追随他们的信仰,并承诺给我们和平和礼物。』于是一支旨在劝说可萨人皈依基督教的使团被派往可萨。抵达可萨汗国的首都后,特使们参加了一系列辩论,对手是应邀前来宣传伊斯兰教和犹太教的学者。尽管基督教使团关于基督教经文的演说『甘甜如蜜』,但使团的努力仍不能取得预期的效果,因为可萨首领最终认定,对他的臣民来说,犹太教才是最佳选择。

故事还有另一个版本,出现在一个世纪之后。可萨转教的消息传到了几千英里以外的西方犹太教社会,那里的人很想知道可萨究竟是谁,为什么他们会信仰犹太教。于是,身居西班牙穆斯林地区的犹太博学家沙普鲁特给可萨首领写了一封信询问究竟。令人吃惊的是,可汗的回信居然留存了下来。可汗在信中解释了为什么他的部落会改信犹太教。可汗写道,改教的决定是由一个睿智的先王做出的,他曾邀请代表各宗教的特使前来讲述他们的信仰。他想出了一个探得真相的办法,于是先问基督教徒,伊斯兰教和犹太教哪个更好一些,基督教徒回答说,当然是后者优于前者;之后他又问穆斯林们,基督教和犹太教哪个更好,这些人先是抨击基督教,然后回答说,两者之路犹太教稍好一些。于是可萨统治者宣布他已有了结论:两者都承认『以色列的宗教更胜一筹,所以承蒙上帝和万能的主的恩典,我宣布选择追随以色列人的宗教,也就是亚伯拉罕的宗教』。

事实上,可萨人接触到犹太教可能是通过两条途径。首先,高加索地区自古以来就存在犹太人社群,他们必然受到草原部落经济发展的影响。10世纪可萨统治者和科尔多瓦的哈斯代之间的通信表明,当时可萨正积极招募拉比,修建学校和犹太教堂,以确保正确地传播犹太教义。据许多编年史的记述,当时可萨国的各个城镇星罗棋布着犹太教建筑,以及根据《托拉》教义做出各种裁决的法院。第二个引发犹太教兴趣的因素来自于贸易商人,他们远道而来,只因受到可萨国的吸引—它作为国际贸易中心,不仅连接着草原部落和伊斯兰世界的贸易,而且也连接着东西方之间的贸易。无数资料表明,犹太商人在长途贸易活动中非常活跃,扮演着与粟特人在伊斯兰崛起时期沟通中国和波斯过程中相同的角色。

犹太商人颇具语言天赋,据当时某文献记载,他们能用流利的『阿拉伯语、波斯语、拉丁语、法兰克语、安达卢西亚语及斯拉夫语』和人们交流。他们立足于地中海地区,但似乎经常前往印度和中国,带回麝香、沉香、樟脑、桂皮和『其它东方特产』。在麦加、麦地那、君士坦丁堡以及两河流域的一连串港口和城镇中,都能看到犹太商人从事贸易交流的身影。他们还凭借陆上通道穿过中亚抵达中国,途中会经过巴格达和波斯,或在去往巴尔克和乌浒河东部时跨越可萨国境。这些路线上的关键点之一是里海南岸的赖伊,他负责处理来自高加索、东方、可萨和其他草原地区的货物。

来自斯堪的纳维亚的商人同样受到商业机遇的诱惑。说起维京人,我们自然联想到横渡北海向不列颠和爱尔兰发起的进攻,想到穿越迷雾、满载海盗准备实施强暴和掠夺的北欧龙头长船,或许我们还想问,为什么这些维京人能在哥伦布探险之前几个世纪就已经抵达了北美。但在维京时代,这些最勇敢、最强壮的勇士并未把目光投向西方,而是东方和南方。在东方,他们留下的足迹并非如他们在北美的那样微不足道、转瞬即逝,他们将建立一个新的国家,并以那些通过波罗的海、里海和黑海三大水域系统的贸易商、旅行者和入侵者的名字命名—这些人叫罗斯,这也许是得名于他们的红发,他们就是俄罗斯的祖先。

鼓励维京人开始向南方开拓的,其实还是商业利润的诱惑和伊斯兰世界的富有。自9世纪初,斯堪的纳维亚人就开始与草原部落和巴格达的哈里发积极沟通。他们的聚集地沿奥得河、涅瓦河、伏尔加河和第聂伯河分布。随着商人们将货物从南方带来,在这些居住地上逐渐出现了市场和贸易站。斯塔拉雅拉多加和诺夫哥罗德都是新的据点,它们将欧亚大陆的贸易通道延伸到了最远的地方—北欧。

他们会从事白蜡、琥珀和蜂蜜贸易,同样还有阿拉伯世界非常崇尚的精致长剑。不过,另外一条商路似乎更赚钱,并导致大批的资金流先是向北流动,然后又沿俄罗斯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之间的河道返回。我们在瑞典、丹麦、芬兰和挪威的塞穴里发现了大量来自叙利亚、拜占庭甚至是中国的丝绸,足以证明以上的推断。而且这些一定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大批当时买回的丝织品都未能留存下来。钱币上的文字最能说明当时与远方地域之间的贸易规模。沿着河道北上,在俄罗斯北部、芬兰、瑞典,特别是哥德兰岛(瑞典最大岛屿)等地发现的大量钱币表明,当时从伊斯兰土地上带回的钱币总额可能达到千万甚至上亿---若以现代概念讲,那可是数十亿美元的贸易额。

从斯堪的纲维亚至里海,旅程长达3000英里,长途货运的风险和艰辛需要丰厚的贸易利润加以回报。因此可以想象,货物必须大批量交易,这样才能确保可观的收益。通过水路运往南方的货物有很多种,但其中最重要的货物,是奴隶---贩卖人口可以赚大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