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

   第七章 奴隶之路(2)

 

时局的动荡以及由此导致的贸易下滑,是维京罗斯人没有沿着伏尔加河向里海扩张的原因之一。他们将注意力转向了注入黑海的第聂伯河和德涅斯特河,并将目光从伊斯兰世界转向了拜占庭帝国,转向了君士坦丁堡。拜占庭人对罗斯人不得不倍加警惕,因为罗斯人曾在公元860年向他们发起过一场大胆的突袭。进入君士坦丁堡市场的罗斯人是受到当局严格限制的。他们被当作应该小心对待的危险分子。不过,随着诺夫哥罗德、切尔尼戈夫特别是基辅这些贸易站点发展成为永久居住地,双方的关系也开始逐渐走向正常。罗斯统治者弗拉基米尔于公元988年皈依基督教一事也很关键,还不仅导致了当地教会网络的建立,帝国的文化也同样不可避免地被借鉴到了北欧。随着罗斯的经济更具商业性,传统的武士社会也开始变得越来越都市化、全球化。

罗斯人的目光从伊斯兰世界转向君士坦丁堡,是西亚局势动荡的结果。继任的罗马皇帝想利用阿拔斯政权的动荡和危机捞取利益。拜占庭的许多东部省份曾经在穆斯林的征服行动中丧失,这导致了帝国行省管理结构的根本性重组。然而到了10世纪上半叶,局面开始逆转:安纳托利亚地区上那些曾被用来向帝国领土发动进攻的基地被一个个地收复:克里特岛和塞浦路斯也被夺回,几十年来一直在阿拉伯海盗控制下的东地中海和爱琴海重获安定;然后在公元969年,作为主要商业中心和纺织品生产中心的著名城市安条克也被帝国拿下。

这一逆袭对基督教世界来说是一种强势复兴。大量的资产和资金开始从巴格达向君士坦丁堡转移:以前缴纳给穆斯林政权的税金和商业收入,如今统统流进了帝国的金库。这同时还预兆着拜占庭黄金时代的开始:一个让哲学家、学者和历史学家尽情复兴艺术和文化的时代,一个大规模建造教堂和修道院、创立各种学院特别是法学院的时代。拜占庭还是10世纪末巴格达与埃及关系破裂过程中的主要受益者。10世纪80年代末,罗马皇帝巴西尔二世与新登场的法蒂玛哈里发达成协议,建立正常的贸易关系,并承诺让君士坦丁堡的清真寺每日祈祷咏颂法蒂玛哈里发的名字,而不是对手巴格达阿拔斯哈里发的名字。

随着经济的繁荣和人口的增长,拜占庭帝国的首都焕发了新生,而阿拔斯的哈里发则只能陷入自省和担忧。东方贸易通道也随之改变,原先的可萨和高加索的内陆通道开始向红海通道转移。陆上通道曾给巴格达带来过辉煌,现在却被海上的货运路线所替代。福斯塔特、开罗特别是亚历山大港的重新崛起已是确定无疑,中产阶级的数量也如雨后春笋般地增长。拜占庭有天时地利,很快就开始享受到与法蒂玛建立商业联系的成果:据阿拉伯和希伯来资料,自10世纪末开始,从埃及各港口始发和入港的商船昼夜不停,它们的目的地都是君士坦丁堡。埃及纺织品在东地中海地区的价格不断走高。自11世纪30年代起出现在埃及的阿玛蒂商人和威尼斯商人,连同30年以后出现的热那亚商人都说明,即便在那些比君士坦丁堡远很多的地方,人们也都已看到全新的贸易货源。

从罗斯人和北方新贸易网的角度来看,东方商品(丝绸、调料、胡椒、硬木等)运输通道的变更似乎并没有给他们带来太大影响,他们无须在基督教的君士坦丁堡和穆斯林的巴格达之间进行任何选择。就算有影响的话也是好的影响,有两条可能的买卖通道总比只有一条强。人们在挪威出土的奥塞贝格号海盗船上拼接修复了一百多块丝绸断片,证明运抵斯堪的纳维亚的丝绸数量巨大;在维京人的墓穴中同样发现了来自拜占庭和波斯的丝绸,这些墓穴主人生前喜爱的高贵物品都被用来随葬。

即便到了11世纪中叶,仍有人认为他们能像先辈一样在东方的伊斯兰土地上发大财。萨迦文学中关于哈拉尔德的兄弟英格瓦的故事,记载了斯堪的纳维亚人采取大胆行动到里海及更远地区探险的经历。事实上,近来的研究资料表明,在这一时期的波斯湾沿岸,很可能已经存在一个由维京人建立的殖民地。

然而,人们的兴趣仍然集中在东方的基督教,集中在拜占庭。随着西欧人眼界的开拓,那里的人们越来越渴望拜访耶稣基督曾经生活、死去并复活的土地。不难理解,能够前往耶路撒冷朝圣是一种多么高的荣耀。亲临圣城的热情还凸显了西方基督教遗物的匮乏,特别是和拜占庭帝国相比。早在4世纪,君士坦丁大帝的母亲海伦娜就已经开始将一些圣物带回到君士坦丁堡。相比之下,欧洲留存下的遗物几乎毫无记载。尽管国王、城市和教堂都在日益富裕,但这些物质成就似乎都和耶稣及其门徒的故事没有太大关系。

作为基督教的发源地和守护城,耶路撒冷和君士坦丁堡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前来,尤其是帝国的首都---他们或是从事贸易,或是侍奉他人,或仅仅是在前往圣地的旅途中路过。来自斯堪的纳维亚和不列颠群岛的人能够顺利进入瓦兰吉卫队。君士坦丁堡的召唤在11世纪的整个欧洲都得到了巨大的回响。在11世纪,君士坦丁堡是不列颠、意大利、法兰西和日耳曼许多男人梦想中的家园。

关键地点不是在巴黎或伦敦、德国或意大利,而是在东方。和东方连接的城市才是最重要的,如诺夫哥罗德和克里米亚的赫尔松,也就是那些联系着亚洲脊梁通道---丝绸之路上的城市。在11世纪下半叶与外界建立联姻后,基辅成了中世纪的中心城市。基辅统治者是当时欧洲对外联系最活跃的一个王公家族。众多的城镇和聚集地也如雨后春笋般在俄罗斯各地涌现。柳别奇、斯摩棱斯克、明斯克、波洛茨克等城镇正随着基辅一道成长。这和威尼斯、热那亚、比萨和阿玛菲的崛起过程如出一辙,其关键都在于东方贸易。

意大利南部的情况也是一样。中世纪初期最突出的成就要数诺曼雇佣军,他们先是在11世纪统治了普利亚和卡拉布里亚,之后渐渐发展成地中海上的霸主。在短短二三十年的时间里,他们抛弃了雇佣他们的拜占庭老板,将目光转向了穆斯林控制下的西西里岛---一个财源充足并极具战略意义的据点,它连接着北非和欧洲,控扼着地中海。

所有繁荣的关键都在于贸易渠道。因此,基督教世界和伊斯兰世界的分界线到底在哪里,最佳市场到底在君士坦丁堡还是在阿铁尔,在巴格达还是在布哈拉,或是在马迪亚、亚历山大港、开罗,这些问题都已经不太重要。事实上,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到哪里做生意或者和谁做生意,而是如何通过倒卖那些奢侈品赚到更多的钱。在8世纪到10世纪期间,常见的商品是奴隶。但是随着欧洲东西部经济的发展,外加伊斯兰银币的大量涌入,城镇和人口都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增长。紧随其后的是城镇之间联系的强化以及货币需求量的增加,也就是说,贸易活动开始以货币为基础,而不是以毛皮为基础。随着这一转型的出现,地方社会开始变得更为复杂、更为成熟。社会开始分层,都市中产阶级也涌现出来。金钱,而不是人力,成为与东方贸易交往中的通用媒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