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

   第十章 重生之路(3)

 

瘟疫带来了恐怖景象,但它也成为社会变革和经济变革的催化剂。其深刻影响远不只是欧洲的死亡,它促进了欧洲整体的再生。这一变革为欧洲在西方的崛起奠定了重要的基础。这种影响分为几个阶段。首先是社会结构的彻底重组。黑死病之后,人口长期缩减,导致劳工工资陡升,因为劳动力变得更抢手了。那么多人死于瘟疫,直到14世纪50年代,『侍从、工匠、技工、农业工人和普通劳工』的短缺状况才终于开始缓解。这为曾经处在较低社会阶层和经济阶层的人提供了相当大的谈价资本。有证据显示,黑死病之后的10年间,城市雇员的工资出现了巨幅上涨。

农民、劳工和妇女同样从有产阶级的衰落中感受到益处。地主和房主被迫接受更低的租金,有租金总比没有好。低租金、轻义务和长合同都让农民和城市租户获得了大量利益。这种状况还得到低税率的推动,14世纪和15世纪整个欧洲的贷款税率都大幅下降。显然,随着财富在各社会阶层的分配日趋平均,人们对奢侈品的需求大幅回升,因为有更多的消费者能够购买他们原来买不起的商品。瘟疫带来的人口变化还影响到了消费模式,特别是那些工薪族的年轻人,他们面前摆着各种新的机遇。他们愿意花钱买他们感兴趣的东西,尤其是追赶时尚。这反过来又刺激了欧洲纺织工业的投资和发展,欧洲纺织品的产量巨大,导致亚历山大港进口规模的大幅缩减。欧洲甚至开始转进口为出口,他们的纺织品充斥中东市场。面对西方生机蓬勃的经济发展,中东不得不为经济紧缩感到忧愁。

黑死病带来的转型为欧洲西北部的发展奠定了长期的基础。尽管这些改变还未在欧洲各地全面开花结果,但灵活的机制、开放的竞争,以及最重要的,意识到只有勤奋劳作才能克服北方恶劣地理条件从而赢得收益,都为后来欧洲在近代早期的彻底转型奠定了基础。正如现代研究所不断昭示的,18世纪的工业革命根植于瘟疫后的世界:随着产量的提升,人们的野心变得更大,财富不断积累,同时消费的机会也变得更多。

南欧同样经历了重大变革。14世纪70年代,热那亚想趁着大瘟疫给威尼斯造成重大灾难之际夺取对亚得里亚海的控制权。但这一赌局发生了巨大的逆转:热那亚未能发动一次决胜性的进攻,于是突然陷入了战线过长的困境。通过几个世纪建立起来的一个个连接中东、黑海和北非的商业城镇据点,统统丧于敌手。热那亚败了。威尼斯胜了。摆脱了宿敌的威尼斯,如今一切转入正规。可以专心从事香料贸易。通过亚历山大港进口的胡椒、生姜、豆蔻和丁香越来越多。平均算来,威尼斯商船每年要从埃及运回400多吨胡椒,与从黎凡特运入的数量相当。至15世纪末,每年有年500万磅的香料(用于食物、药品和化妆品)进入威尼斯,然后再以不菲的利润售往其他地方。

威尼斯还是绘画颜料的进出港。这些颜料通常被称为『海外来的威尼斯产品』,包括铜绿、朱红、胡芦巴、铅锡黄、骨黑,还有黄金的替代品,比如紫金或彩金。不过,最著名、最独特的颜色是从中亚开采的青金石中提取的纯蓝。于是欧洲艺术的黄金时期—也就是15世纪安吉里柯和弗朗西丝卡,以及后来的米开朗基罗、达芬奇等艺术家生活的时代—孕育而出。与东方的贸易利润如此丰厚,威尼斯政府不得不对贸易权进行事先竞拍,以保证中标者在遇到生意、运输或政治风险时仍能得到付款。

兴盛繁荣的城市不只是威尼斯。达尔马提亚海岸星罗棋布的城镇都是进口和出航的停留地点。拉古萨(即今克罗地亚的杜布罗夫尼克)见证了14世纪和15世纪的繁荣盛况。1300年到1400年间,当地的财富增长了四倍,人们不得不为嫁妆的价格设一个上限,以限制过高的消费。城市资金过于泛滥,人们甚至开始考虑废除家奴:家族资产已经如此富余,继续奴役一个和自己一样的人而不付工钱好像不那么仗义。像威尼斯一样,拉古萨也在忙于建立自己的贸易网络,加强与西班牙、意大利、保加利亚甚至是印度之间的关系。他们在印度的果阿建立了一个殖民地,并以圣布莱斯教堂为中心。

亚洲许多地方同样出现了类似的野心和成长。随着和中国及波斯湾地区的贸易活动日趋频繁,印度南部的商业景象异常繁荣。行会相继成立,以确保商业活动的安全和货物质量,同时也是一个垄断机制,防止地方竞争的出现。这些商业行会将钱财和权力集中在自选的一群人手中,在马拉巴尔沿海地带和斯里兰卡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这些的体系下,商业行为走向正规化,交易的效率和公平得到保障。据中国旅行家马欢在15世纪初的记载,买方和卖方的价格是由一个中间人确定的,所有的税款和费用都经过事先计算并且必须支付,否则无法放货。这对长期贸易商来说是个好消息。

但不管怎么说,这些都是书上的记载。事实上,印度南岸的城镇并非一片和谐,它们相互之间存在激烈的竞争。科钦作为卡利卡特的对手在15世纪出现,它以优惠的税率吸引大量的贸易,从而获得成功。这构成了某种程度上的良性循环,因为它引起了中国人的关注。大航海家郑和(信奉伊斯兰教的宦官)几次率领着中国舰队下西洋,展现出中国的海上实力、影响,以及直通印度洋、波斯湾和红海的长途贸易能力,并特别注重和科钦统治者建立友好关系。这些出使行动是14世纪中叶取代蒙古元朝的明帝国展示野心的举措之一。北京投入了大笔资金,建立了支援、保卫都城的基础设施。大批兵力调到了边塞,以守卫北部草原边疆,并与复兴的高丽人争夺满洲。南部的军事力量则是为了确保柬埔寨和暹罗的进贡通道畅通,他们能带来大量的当地特产和奢侈品。

当然,对外开拓是需付出代价的。郑和的第一次远航带了60多艘大船、数百艘小船和大约3万名水手;光是军饷、设备还有将军们携带的用作外交的礼品,就花费巨大。支付这次以及此后数次远航的都是大量生产的纸币,当然也同样得益于金银矿开采的增加---1390年以后的10年间,通过采矿获得的资金增加了三倍。此外,农业经济的发展和税收政策的完善同样给中央政权带来了大笔的收入。某当代学者称这是一种计划经济的建立。

中国的财富还得益于中亚的发展。在那里有一个军事将领突然崛起,成为中世纪后期唯一一个最令人瞩目的人物,他就是帖木儿。他成就巨大,连英格兰的戏剧都写到了他:他的疯狂进攻在现代印度人心目中都留有记忆。帖木儿从14世纪60年代起跨越蒙古旧土,在从小亚细亚到喜马拉雅山脉的广阔土地上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帝国,并且还着手实施雄心勃勃的工程:在他的疆土上,如撒马尔罕、赫拉特和麦士德等城市,大量修建清真寺和各种皇家建筑。帖木儿并不在意挥霍他从降服者手中获得的金钱。他从中国购买的丝绸『都是全世界最好的』,还有宝石、钻石、大黄和其他香料。多达800峰骆驼同时将商品运送进入撒马尔罕。和其他人,如被征服时被屠杀的10万德里人的命运不同,中国人在分享着帖木儿大帝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