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

   第二章 信仰之路(1)

 

连接太平洋、中亚、印度和波斯湾的通道上不只是货物在流通,还有思想。最重要的思想是和神有关的。地方宗教和信仰体系开始与一些具有影响力的宇宙观相碰撞,形成了一个使各种思想得以相互借鉴、相互改善并最终焕然一新的大熔炉。

自亚历山大大帝将希腊的观念文化带到东方之后,东方的思想很快就有了新方向。佛教的种子在亚洲迅速播撒。特别是在阿育王的大力支持之下(他在公元前3世纪创建印度帝国之后,对屠杀场面深感悔悟,开始努力推广佛教)。这一时期的碑文证明,在叙利亚甚至更远的地方都有大量的佛教信徒在拜佛祈祷。有一支宗教被称作『治愈者』,在埃及的亚历山大港发展了几个世纪,其特征和佛教别无二致,包括使用寓言式的经文,强调通过祈祷获得精神觉醒以及摆脱自我以求得内心平静。

原始资料的模糊表述使我们很难准确地追踪佛教的传播途径。然而幸运的是,当时大量的文学作品都描述了佛教在印度次大陆流行并传播到其他地方的情况。地方统治者必须决定是否容忍其出现,是取缔禁止还是接纳支持。有个人就采取了后一种策略,他就是公元前2世纪时的巴克特里亚国王弥兰陀---亚历山大大帝手下大臣的后代。

丝绸之路上的智慧空间和神学空间十分拥挤,神祗和宗教派别、神职人员和地方首领在这里相互竞争。这是一个人们特别能接受从世俗观念到超自然观念的时代,并且是一个宗教信仰承诺能解决任何问题的时代。不同信仰之间的竞争都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所有这些宗教—无论是印度教、耆那教、佛教还是那些根植于波斯的琐罗亚斯德教、摩尼教,还是西方的犹太教、基督教以及即将问世的伊斯兰教---或在战场上取胜,或在谈判桌上取胜,争相向人们展示其文化的优越和神明的灵验。统治者很愿意为在竞争中占优的宗教投资,比如兴建豪华的神殿。这并不意味着统治者处在被动地位,一味听从某个独立宗教集团的教义;相反,统治者可以通过引进新的宗教强化自己的权威和地位。

贵霜帝国(公元1世纪从印度北部延伸到中亚大部分地区)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里的国王崇尚佛教,但同时也左右着佛教的发展和演变。这对于一个非本土的统治政权来说至关重要,他们需要通过宗教增强其统治的合法性。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融合各种元素,使宗教观念能够被尽可能多的当地人了解、接受。于是,贵霜建立了神庙,或称『众神殿』,升华了一种该地区本就普遍流行的宗教观念,使之与佛教相融合。

巴克特里亚的弥兰陀王最先在他铸造的钱币上宣称,他不仅是统治者,而且是救世主---他专门强调这一点并在钱币上用希腊语和印度语两种文字进行雕刻。贵霜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它成立了一个号称是和神有直接联系的宗派,确立了统治者和臣民之间的尊卑之分。旁遮普塔克西拉遗址的碑文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点,它用粗体字刻道:统治者『是伟大的国王,是众王之王,是天神之子』。这与《旧约》和《新约》中的说法如出一辙:王者是救世主以及通往来生的大门。

同样在公元1世纪前后,佛教发生过一次重大变革,即宗教开始影响信徒们的日常生活。在传统意义上,佛陀的教义直截了当,即遵循『八正道』,脱离苦海,到达涅磐。到达极乐世界的过程中不需要他人,也不需要任何物质世界的帮助。整个历程都是心灵的、超自然的、个体的。然而随着新观念的出现,佛教发生了剧变:这个原本不受外界影响、纯粹依靠自我发展的宗教,如今却借鉴了许多其他宗教的做法并建起更多圣地,使通往彻悟和佛国的路途更加令人神往。与佛陀相关的佛塔和寺庙被兴建起来,并成为人们朝拜的地点。同时,佛经也指导人们如何做才能使佛教的理念更真实、更具象。信徒们力求使佛教看得见、摸得着,以便使它在越来越嘈杂的宗教环境中更具有竞争力。

另一种新观念是捐赠,特别是捐赠给那些沿印度到中亚纷纷兴起的新寺院。捐钱、捐珠宝、捐其他礼品等行为成为常规,因为慷慨施舍被认为有助于『脱离苦海』。《妙法莲华经》和当时的其他经文里甚至还罗列出哪些珍贵的物品可以被用来捐赠:珍珠、水晶、黄金、白银、青金石、珊瑚、钻石,这些都是最受欢迎的礼物。

在从塔吉克斯坦至乌兹别克斯坦南部的谷地兴建的大型灌溉项目,同样见证了这一地区随着文化的活跃和商业交流的进行,逐渐开始出现的富庶和繁荣。随着越来越多的富豪精英来到当地,这里很快由僧侣聚集地变成了宗教活动中心,并吸引了大批学者。这也是宗教传播的方式之一:商业活动为信仰的扩散打开了大门。公元1世纪前后,佛教的传播沿商人、僧侣和旅者的足迹从印度北部迅速朝周围扩展。向南,在德干高原,大量的石窟寺纷纷建成,沿途的佛塔一直延伸到印度次大陆的深处。向北和向东,佛教的传播因粟特商人的活动而生机倍增,他们在连通中国和印度河谷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任用。就是这些来自亚洲中心的旅行商人,凭他们之间的密切交往和相互信任一直在长途贸易活动中占据着主导地位。

宗教也是他们商业成功的关键因素。随着更多的粟特人成为佛教徒,他们在主商道上建起越来越多的佛塔,如在巴基斯坦北部罕萨谷可以见到的:无数过路的粟特人将自己的名字刻在佛像边的石头上,以求漫长的旅程平安而有收获---显然,这些离家远游的人正在寻求一种精神上的慰藉。并非只有小规模的石刻能够证明这一时期佛教的繁荣。喀布尔周围有40多座寺院,包括一座让后来的参观者叹为观止的建筑。那位参观者写道:它的美妙可比春天,『通道由缟玛瑙铺垫,墙壁由紫色大理石砌成,大门是金铸的,地板是纯银的。放眼看去,四处星光闪烁。门厅里有一尊金色神像美若月亮,安放在镶满珠宝的宝座上』。

不久,佛教思想向东传播,跨越帕米尔高原传入了中国。至公元4世纪始,佛教圣地已遍布中国西北的新疆地区。没过多久,在中国西部,如喀什、库车和吐鲁番,便布满了新生的佛教圣地。至公元5世纪60年代,佛教的思想、活动、艺术和形象已成为中国主流文化的一部分,与传统的儒家思想形成激烈的竞争。这得力于来自草原的新王朝---北魏的大力支持。像之前的贵霜帝国一样,北魏宁可抛弃旧传统而提倡新观念,捍卫有助于强化进行执政合法性的思想。巨大的佛像在平城和洛阳纷纷竖起,一直延伸到魏国的东部,一座座寺庙也在人们慷慨的捐赠下涌现。这些都向臣民们传达了一个明确的信息:北魏政权的成功源于它是神圣宗教体系中的一部分,而不是战场上鲁莽的胜利者。

佛教在通往西方的主要商道上也产生了相当程度的影响。一连串佛窟点缀在波斯湾沿岸;另外,在今天土库曼斯坦的梅尔夫发现的大量建筑,以及在伊朗腹地发现的一系列碑文,都证明佛教有能力和当地的宗教竞争;安息帝国出现的诸多佛教音译同样标志着此一时期思想交流的密集程度。然而,商业交流的进一步发展正从另外一个角度刺激着波斯---一个正在经历着经济、政治和文化全面复兴的波斯。当一个别具特色的波斯再次确立自己地位的时候,佛教徒们发现自己竟成了被迫害而不是被追随的对象。宗教迫害致命海湾地区的大量庙宇遭到遗弃,那些在波斯境内已建立起来的佛塔也被全部摧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