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

第二章 信仰之路(2)  

 

各大宗教在欧亚大陆的传播过程中兴衰起落,为了信众、信仰和道德权威而不断竞争。对抗和争夺开始演化为暴力行动。在第一个千年的前四个世纪里,起步于巴勒斯坦一处小根据地的基督教发展成为横扫地中海和亚洲的一种信仰,成为宗教战争中的一股巨大漩流。

决定性时刻开始于萨珊王朝的夺权,它通过煽动暴乱、谋杀对手,利用波斯与罗马在高加索边境地区的军事失利,推翻了波斯的统治。公元224年执政后,阿尔达希尔一世及后人开始实施帝国的全面转型,包括主张在近代史上划出界限,以此寻求与古代伟大波斯帝国的紧密联系。古波斯的重要遗址,如波斯波利斯—阿契美尼德王朝都城之一---以及鲁斯塔姆---与波斯国王大流士和居鲁士相关的帝陵---都被划作了圣地;另增建了新的碑刻、纪念碑和石雕,以强调当前政权与其辉煌历史之间的关系。

就目前能接触到的有限资料判断,该地区的统治者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容忍宗教的存在,而且允许相当程度的多派共存。但阿尔达希尔的崛起让这种宗教宽容不复存在,他的做法无疑在损害其他宗教观念的前提下触发了查拉图斯特拉教的兴起。古希腊人称这种宗教为琐罗亚斯德---即一位生活在公元前1000年或者更早的伟大波斯先知的名字。该教认为宇宙分为两极:光明以及对立面黑暗。再者总是处于对立状态,因此要崇尚前者,因为它能带来良好的秩序。这种将世界划分为一善一恶的教义影响到生活的各个方面,甚至是动物的分类。在琐罗亚斯德崇拜中,仪式的纯洁性至关重要,特别是『火』。如圣言所说,阿胡拉  马兹达能够『取善于恶,化暗为明』,从邪恶中得到救赎。

这种宇宙观使得萨珊王朝的统治者有机会通过信奉阿胡拉 马兹达,将他们的权力与古波斯的辉煌年代相关联。它同时还为这一时期的军事扩张和经济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道德基础:琐罗亚斯德教对于坚持不懈的褒扬增强了战争观念,而对规则和秩序的注重也让这个帝国通过行政改革日益崛起。该教的这套强硬信仰与帝国复兴的军国主义文化紧密相连。萨珊王朝在阿尔达希尔一世和他的儿子沙卜尔一世的统治下大规模扩张,将绿洲城镇、交通要道纳入直接管辖之下,或迫使它们依附于自己。贵霜帝国的大部分地区都了了附庸,由萨珊王朝的官员管理,官衔叫『贵霜沙』,即贵霜统治者。萨珊的领土已进入深入中亚东部,远至白沙瓦,并『直抵喀什和塔什干的边界』。

萨珊王朝当政之时,琐罗亚斯德教徒们牢牢占据着权力中心,不顾其他少数宗教派别的利益,尽可能地将行政控制权集中在自己手中。现在这种形势将延伸至波斯帝国新征服的领域。该教及其教主远近闻名,颇受崇拜,『圣火和祭司团』在过去属于罗马人的土地上繁荣发展。琐罗亚斯德教的发展打压了其他地方教派和对立教派,后两者均被作为邪恶的化身:犹太教、佛教、印度教、摩尼教等均遭到迫害,庙宇受到洗劫,『神像被毁,圣殿被拆,然后改建成琐罗亚斯德的神庙』。波斯帝国的扩张是伴随着一个强大的价值和信仰体系进行的,并以此作为政治成功和军事胜利的重要依托。

当时在萨珊帝国,有两类人尤其受到迫害,即拿撒勒人和基督信徒。前者指萨珊帝国本土的基督徒,后者指在沙卜一世征服罗马行省叙利亚后,向东部大批放逐的那群基督徒。琐罗亚斯德教之所以能够深深印刻在3世纪波斯人的记忆当中,原因之一便是人们希望借助该教来对抗基督教的冲击。正如佛教在东方的传播一样,基督教也沿着商道以惊人的速度扩散。商人以及来自叙利亚的流放犯人将基督教义和思想带到了波斯,这引起了琐罗亚斯德教的敌视,并激化了它的宗教极端主义。

基督教一直和地中海及西欧有着密切的联系。部分原因是由于教派中心---天主教、圣公会和东正教的高级人物---都位于欧洲的罗马、坎特伯雷和君士坦丁堡(现在的伊斯坦布尔)。然而在早期,基督教的方方面面都是亚洲属性的:首先是它的地理位置,其中心是耶路撒冷,与耶稣出生、生活和受难相关的其他地点也都在亚洲;它使用的语言是阿拉美语---近东闪米特语族的一种亚洲语言;它的神学和精神背景源于被埃及和巴比伦统治时期诞生在以色列的犹太教;它的故事则发生于欧洲人所不熟悉的沙漠、洪水、干旱和饥荒。

基督教在地中海地区的传播早已有史料记载,但传播的早期进程更加精彩,在东方的传播比在地中海盆地更为动人。最初,随着基督教飞速发展,罗马政权对其早期信徒的狂热表现得茫然失措。皇帝最初的建议是容忍。然而没过多久,罗马的态度就开始变得强硬,这说明基督教已深度渗透到罗马的社会当中。帝国军方开始盘查这种新宗教,全面审核有关罪、性、生、死的颠覆性观念,认为它对传统价值观构成了威胁。从公元2世纪起,帝国发起过多轮对基督徒的残酷迫害和屠杀,高达数千人遇难。早期的基督教面对极大偏见,他们必须想方设法博取人们的同情。

基督教最初是通过自巴比伦流放后居住在美索不达米亚的犹太人东传的。与日后西方绝大多数的教徒不同,他们并不是通过希腊译文来了解耶稣的生死故事,而是通过阿拉美语—耶稣自己的语言,圣经的语言。正如日后在地中海地区一样,商客们的活动极大地推动了基督教义在东方的传播,包括造就了像埃德萨(今天土耳其西南部城市的乌尔法)这样坐落在四通八达的交通枢纽上的著名宗教圣地。

基督教的传播十分迅速,不久便抵达了高加索山脉---从格鲁吉亚的殡葬仪式和墓碑文可以推断,当时那里有大批的犹太人转信基督教。不久,基督教社群就开始遍布于波斯湾各地。据当时的一份名为《各国法律之书》的文献记载,基督教的踪迹遍布整个波斯,并远至贵霜统治的地区---也就是说,已到达今日的阿富汗。沙卜乐一世王朝从波斯放逐的大批基督徒促进了基督教的扩散和传播。

公元3世纪中叶,基督教在波斯的渗透已日益显著,迫使琐罗亚斯德教派不得不采取像罗马帝国一样的暴力手段予以回应。不过从科德的碑文来看,波斯的强硬态度不仅是针对基督教,而是其他所有宗教。一边推崇琐罗亚斯德教,一边排挤其他宗教,这成为波斯复兴时期的一大特点。由于被认为与波斯有着同样的价值观,并为萨珊帝国提供了精神支柱,琐罗亚斯德教正越发以国教的形象展示在世人面前。对于波斯来说,这意味着它对自身宗教的信心越来越坚定。宗教的作用正如那些碑文所记载的那样,已经深入帝国的政治领域。

然而波斯人很快便尝到了恶果,特别是当他们将上述宗教意识形态输出到边界地区或新近征服的领土时。琐罗亚斯德教已成为波斯帝国的象征,人们很快就会把这种宗教当成一种侵略占领的工具,而非一套精神解脱的哲学。那么接下来发生的事也就不足为奇了:有人开始对基督教进行认真研究,并将它作为对波斯暴行的一种反抗。

高加索统治者开始接受基督教的时间和具体过程都尚不清楚。在4世纪初期的君士坦丁,罗马帝国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同样皈依了基督教。君士坦丁大帝开始以无限的热情大力推行基督教,并不惜以牺牲其他所有宗教为代价。一些著名的教派中心都被皇帝下令关闭,神谕、占卜、罗马神学都被禁止;原先官方活动前举行的日常祭祀仪式也被取消,异教的塑像被推倒,并被列为非法。这表明君士坦丁是新宗教一往无前的推动者。事实上,君士坦丁皈依基督教的真正原因,首先,在军队中已经存在大量基督教徒的情况下接受基督教,是一项精明的政治考量;其次,遍布帝国的纪念碑、碑刻和钱币上的文字都将君士坦丁描述为『无敌太阳』教派的坚定支持者,这说明他那对基督教顿悟般的皈依或许远不如人们所称颂的那样虔诚。另外,尽管有人会反对这一说法,但我认为皇帝并非在一夜之间改变了信仰,因为作为帝国的核心,君士坦丁堡及其周边地区在皇帝皈依并热情支持新宗教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仍在坚持奉行其传统的信仰。

无论怎样,君士坦丁对基督教的接受显然给罗马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就在大约十年前的戴克里先时期,罗马帝国对基督教的迫害曾达到顶峰,如今却宣告终止。整个帝国为基督教投入了巨额的资金,而耶路撒冷是唯一一个被指定建造大型建筑的地方,于是这里便成了大量捐助资金的聚集地。如果说罗马城和君士坦丁堡是帝国的行政中心,那么耶路撒冷就是帝国的精神心脏。君士坦丁的皈依翻开了罗马帝国的历史新篇章。尽管基督教尚未成为国教,但随着限制的日渐宽松和惩罚的逐步取消,新宗教开始蒸蒸日上。这对西方教徒和教会来说都是一个好消息,但却造成了东方基督教的灾难。他把自己描述成基督徒的保护者,无论他们所处何地,即便是在罗马帝国之外。

在公元4世纪30年代,谣传说君士坦丁正准备攻打波斯,借口是支援波斯国王一位失意的兄弟,他曾向罗马帝国寻求政治避难。君士坦丁说,很高兴得知『波斯最主要的行省中遍布着可以由我代表他们说话的臣民,我指的是那些基督徒』。他还专门对波斯国王沙卜尔二世说:『我推荐这些基督徒给您,来当你的保护神,请用您的仁慈、好意和礼节善待他们』。这可能是比较温和的建议,但听上去仍然充满威胁。此前不久,罗马人已将东部边界推进到了波斯境内。

然而,当另外一个占据着贸易和战略要地的高加索地区王国---格鲁吉亚国的国王通过顿悟皈依基督教后,他的期盼却变成了恐惧。趁君士坦丁不在多瑙河边疆,沙卜尔二世对高加索地区发动了偷袭,废黜了这位当地的统治者并安插了自己的亲信。君士坦丁大帝立即采取强硬对策:他组织起一支大军,令主教们陪同征战。面对强敌,紧张备战中的波斯人撞上了大运:远征尚未开始,君士坦丁大帝患病身亡。沙卜尔二世开始对波斯当地的基督徒施压,以此作为对君士坦丁侵略行为的报复。此时的基督徒被视作潜入波斯的奸细,以便配合罗马军队征服波斯。这一流血事件可以说是罗马热情接受基督教的直接结果。波斯国王对基督教徒的迫害完全是因为君士坦丁对基督教的推崇。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君士坦丁作为罗马皇帝荣耀无限,他奠定了欧洲基督教的基础,但却从未有人注意到接纳一个新宗教必须付出的代价:它严重影响了基督教在东方的生存前景。现在的问题是,已经扎根于亚洲的基督教能否在注定要面临的挑战中幸存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