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人帮”兴亡2  兴风 --叶永烈著

第八章 毛泽东注意起张、姚(1)

 

上海的那个“好学生”

    上海市中心静安寺,矗立着一幢典雅的西班牙式九层大楼。那是德国人海格在1925年筹资建造的,最初取名为“海格公寓”。上海解放后,这儿成了中共上海市委的办公楼,人称“海格大楼”。大楼里的104套客房,成了中共上海市委各部、组的办公室。直到1977年,这座大楼才改为宾馆,即今日的静安宾馆,一辆“伏尔加”牌轿车驶入海格大楼院内。从车上下来的,便是那位“大鼻子”柯庆施。与他一起下车的,乃张春桥。经过一番摸底、筹备,柯庆施终于走马上任。张春桥紧随柯庆施左右,他的身份是柯庆施的“政治秘书”。1955年,53岁的柯庆施以“中共中央上海局书记”的身份,出现在《解放日报》的报道上。

    上海这个地方,无风三尺浪,有风三丈浪。柯庆施刚刚走马上任,震动全国的“潘(汉年)扬(帆)事件”便发生了;紧接着,“反胡风”运动开始,上海又是运动的重点;1957年的“反右派”,上海再度成为全国的重点……在一次又一次的政治风浪之中,柯庆施一次又一次得到毛泽东的赞赏。原因只有—个,柯庆施以“紧跟毛泽东”作为他的最高政治原则。张春桥的升迁,确实借助了柯庆施这把梯子。不过,柯庆施毕竟与张春桥有着很大的区别:柯庆施虽“左”,但在1965年便去世,没有卷入“文革”,更没有参与“四人帮”那些罪恶活动。他实际上不过是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的忠实执行者。正因为这样,如今人们提及柯庆施,虽有微词,诸如称之为“上海的那个好学生”,但并没有视他为张春桥的“帮”中同伙。

    柯庆施的玻璃板下,压着毛泽东语录。床头,放着毛泽东著作。笔记本里,写着“学习毛主席著作计划”。他对儿女说的话是:“要好好地学习毛主席著作,只有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的头脑,才能成为坚强可靠的红色接班人。”他的座右铭是四句话:坚定的革命意志,顽强的战斗精神,火热的阶级感情,严格的科学态度。他平日是个神情严肃的人,性格有点急躁。他手下的干部,差不多都曾挨过他的批评。不过,也有例外,那就是他从未批评过张春桥。

    虽说柯庆施早在1922年就加人中国共产党,论革命资历是很深的,但是他与毛泽东的关系一般。柯庆施博得毛泽东好感,那是在1956年,柯庆施主持上海工作不久的时候。1956年4月 2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长篇讲话。这次著名讲话,后来被整理成文章,就是那篇收入《毛泽东选集》第5卷的《论十大关系》。柯庆施非常用心地研究了毛泽东的讲话,特别是其中的第二段《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注意到毛泽东对沿海工业的新的观点:过去朝鲜还在打仗,国际形势还很紧张,不能不影响我们对沿海工业的看法。现在,新的侵华战争和新的世界大战,估计短时期内打不起来,可能有十年或者更长一点的和平时期。这样,如果还不充分利用沿海工业的设备能力和技术力量,那就不对了。……认为原子弹已经在我们头上,几秒钟就要掉下来,这种形势估计是不合乎事实的,由此而对沿海工业采取消极态度是不对的。

    柯庆施领会了毛泽东的意图,在上海加以贯彻。“政治秘书”张春桥又立即领会了柯庆施的意图,在为柯庆施起草中共上海市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报告时,把毛泽东的那一段话,作为主旋律。1956年7月1 1日,中共上海市第一次代表大会开幕。柯庆施步上讲台,作了长长的报告,题为《调动一切力量,积极发挥上海工业的作用,为加速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而斗争》,提出了“充分地利用上海工业潜力,合理地发展上海工业生产”作为上海工业的新方针。柯庆施不客气地批评了“前届市委”:“在方针政策方面,……对上海的工业方针,由于对上海具体情况作具体的分析研究不够,把一些暂时的、局部的困难扩大化,因而在实际工作中,对上海工业从发展方面打算少,维持方面考虑多,这显然是不妥当的。”

    所谓“前届市委”,当然是指以陈毅为首的原中共上海市委。“这显然是不妥的”,不言而喻在批评陈毅。毛泽东正在杭州。听到从上海传来的消息,派了秘书田家英前往上海,取来了柯庆施的报告。毛泽东看毕,大加赞赏,说了几句夸奖柯庆施的话。于是,柯庆施声誉鹊起,从此在上海站稳了脚跟——因为毛泽东表扬他在上海实行了正确的方针。柯庆施呢?也从中深切领会:紧跟毛泽东,无往而不胜!

    从此,柯庆施特别留神毛泽东的言论,特别是毛泽东在各种会议上讲的,没有见诸报纸的“最新指示”,他总是不断往本子上记,揣测着毛泽东那深邃的思想大海中正在翻腾着什么样的波浪。柯庆施深刻地影响了张春桥。从此,张春桥把来自柯庆施那里的毛泽东的动向,当作自己行动的指针。1956年9月,在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柯庆施当选为中央委员。张春桥呢?在1956年中共上海市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市委委员。

毛泽东注意起“姚蓬子的儿子”姚文元

    1957年2月16日,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谈及文艺界。毛泽东先是谈及王蒙:“王蒙最近写了一篇《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这篇小说有缺点,需要帮助他,对待起义将领也要帮助,为什么对青年人不采取帮助的态度呢?”接着,毛泽东论及李希凡:“李希凡这个人开始写的东西是好的,后来写的几篇也没有什么特色了,应该让他生活在实践中,过去当小媳妇时兢兢业业,而当了婆婆后就板起面孔了。”毛泽东最后提及了姚文元:“我们的危险就在革命成功,革命成功了,四方无事,天下太平了。片面性的打不能锻炼出真正好的文学艺术,只允许香花不允许毒草,这种观念是不对的。香花是从和毒草作斗争中出来的,年年都有野草,野草一翻过来就是肥料,只准长粮食不准长野草是不对的,香花与毒草齐放,落霞与孤鹜齐飞。斯大林教条主义不是两点论,而是一点论,我们的同志看事勿女是两点论,同时一点里面又有两点;我们连队指导员,讲话时总是讲两点,优点和缺点。最近姚蓬子的儿子叫姚文元,写了一篇文章。我看是不错的。过去我们提倡一家独鸣,那是历史条件决定的,不如此不能打倒国民党二十年一家独鸣的理论……”

    在毛泽东提及的三个文艺界年轻人之中,唯有对姚文元的评价最高——王蒙要“帮助”,李希凡要“下去”,而姚文元是“不错的”。这是毛泽东第一次谈到姚文元。不过,毛泽东在第一次谈到姚文元时,前面加了个“定语”——“姚蓬子的儿子”!对于毛泽东来说,当时对姚文元还很陌生,而对姚蓬子其人却是熟知的。毛泽东怎么会注意起“姚蓬子的儿子”呢?

    那是在1957年2月6日的《文汇报》上,姚文元发表了《教条和原则——一—与姚雪垠先生讨论》一文。姚文元做梦也没有想到,他的这篇与姚雪垠“讨论”的文章,会引起毛泽东的注意。在《教条和原则》一文中,姚文元跟姚雪垠进行了“商榷”。文章一开头便写道:“百家争鸣以后,许多新问题被提出来了,这是一种好现象。沉默只能掩盖错误,争论才能揭示真理。“姚雪垠先生在《创作问题杂谈》中尖锐地提出了三大问题和七种偏向,大声疾呼地要求‘彻底肃清’他所谓的‘歪风’,而其锋芒则指向‘教条主义和公式主义’。姚雪垠先生所指责的毛病有一部分确是教条主义和公式主义,也是正在纠正中的缺点,再提出来也是很好的,值得大家注意;但其中所指的许多‘根本性偏差,,我认为并不全是教条主义,而有一些是已经为十多年文艺创作实践证明为正确的根本原则,这就值得我们实事求是地加以研究和讨论。……”

    姚文元在“讨论”中,如此说:“文艺批评过去有许多缺点,主要是教条主义和粗暴的态度,这一年来揭露并批判了不少。现在是很少——几乎没有什么批评中提到什么‘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感情’之类的词汇了。姚雪垠先生文章中很大部分指责了批评的‘求全责备’‘禁忌太多’‘话扣帽子’‘粗暴’……等等,当然,批评这些缺点没有人敢说不对,但如果以粗暴还粗暴,以扣帽子还扣帽子……那就很可能在肃清这种‘歪风’之后引来了另一种‘歪风’。”

    毛泽东是一位博览群书的人。不久前,他在翻阅1956年第17期《新观察》时,很有兴味地读了散文《惠泉吃茶记》,他第一次注意到作者的名字)——姚雪垠。毛泽东称赞这篇散文“很讲求艺术技巧”,并在一次会议上向周扬、茅盾问及姚雪垠何许人也。《惠泉吃茶记》是姚雪垠1956年秋在太湖养病时写的散文,近三千字。毛泽东对周扬、茅盾说:“看来,姚雪垠很会写文章。但他的文章也有毛病,阅后给人一种‘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感觉。恐怕作者有知识分子的清高吧!”

    也许是历史的巧遇,正在这时,上海《文汇报》刊出“两姚”相争的文章。毛泽东便由此“姚”(姚雪垠)注意到彼“姚”(姚文元)。“姚文元是何许人也?”毛泽东向柯庆施打听。柯庆施也弄不清楚姚文元是何等人物。调来上海不过一年多的柯庆施,并不知道姚文元为何许人。准确而详细地答复了毛泽东的问题的,是柯庆施的政治秘书张春桥。姚文元是张春桥“培养”的文学青年。张春桥向柯庆施介绍说,姚文元乃姚蓬子之子。“哦,原来是姚蓬子的儿子!”柯庆施对姚蓬子非常熟悉。柯庆施赶紧向毛泽东汇报:“姚文元是姚蓬子的儿子。”“哦!”毛泽东知道姚文元是姚蓬子的儿子,却并不介意。

    毛泽东的话,飞快地传到中共上海市委。姚文元顿受青睐。这时,中共中央正在筹备召开中共中央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发出通知,要各地选派文化、教育、新闻、出版、电影界代表人物前往北京,出席会议。上海文化界名流辈出,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拟出的代表名单,是一批名家:陈望道、徐平羽、傅雷、周煦良、孔罗荪、周信芳、金仲华、舒新城、赵超构(即林放)、徐铸成、吴永刚、石挥等。3月4日,当上海代表团上火车赴京之际,人们惊讶地看到,姚文元也上来了!“大概是作为工作人员去的吧。”人们这么猜想。3月10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上海代表团,提到了姚文元。这下子,上海文化界的名流们才知,姚文元颇受毛泽东垂青,怪不得成了上海代表团的成员之一。

    据当时在场的上海《文汇报》总编徐铸成回忆,毛泽东是这样谈及姚文元的:不要怕片面性,片面性总是难免的嘛!多学一点马列主义。刚学,会学不进去,会吐出来,这叫条件反射嘛,多学了会慢慢学进去,像瓶子里装油,倒出来,总是会留一点。慢慢就学懂了。鲁迅学马列主义,是创造社郭沫若逼出来的嘛,他原是相信进化论的嘛,早期的杂文,很多片面性。后来学习马列主义,片面性就很少了。我看,任何人都难免有片面性,青年人也有,李希凡有片面性,王蒙也有片面性,在青年作家中,我看姚文元的片面性比较少。此番,姚文元亲耳听见毛泽东对他的褒扬,真是有点受宠若惊了。扳扳手指头,这—个来月,发生了多大的变化:2月6EI,他发表《教条和原则》;第十天——2月16日,毛泽东便谈到他;眼下,才一个月零四天,毛泽东又一次谈到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