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人帮”兴亡2  兴风 --叶永烈著

第九章 江、张联手抓“样板戏”(2)

 

柯庆施介绍江青结识张春桥

柯庆施的讲话,引起了江青的注意。江青敏锐地意识到柯庆施的文艺见解与她完全“合拍”。正孤掌难鸣的她,求助于柯庆施,立即得到柯庆施的支持。在北京,她“召见”中宣部、文化部四位正、副部长,部长们对她的意见不屑一顾。她寻求支持,寻求强有力的支持者。柯庆施的支持,使她一次次南下上海,进行一番番密谋。1963年2月下旬,“女客人”又一次南下,住进上海锦江饭店。这一回,她不忙于治病,也不忙于调看内部电影,她把柯庆施请到了锦江饭店。柯庆施带来了他的政治秘书张春桥。

那天的谈话,差不多只在江青与柯庆施之间进行。张春桥只在一旁聚精会神地听着,脸上一直保持着微笑的表情。“我支持‘大写十三年’!”江青当面恭维柯庆施,“柯老,我们对文艺界的看法,可以说完全一致!”“我们的见解一致,是因为我们都是以主席的思想作为准则。”柯庆施说了一句非常得体的话。江青说;“我来到上海,觉得非常亲切。上海的‘气氛’比北京好多了!我要把上海当作‘基地’!”

那天,江青漫无边际地说了好多好多。擅长于归纳的张春桥,把她的见解归纳为三点:第一,她要“破”,也就是批判。她要批《海瑞罢官》,要批《李慧娘》,要批“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牛鬼蛇神”;第二,她要“立”,也就是提倡现代戏。这一回,在上海看了沪剧《红灯记》,觉得很不错。只是沪剧的地方性太强,观众面狭窄,她想改成京剧,推向全国;第三,上海比北京好得多。上海有柯老挂帅,可以成为她的“基地”。今后,她要常来上海,不是为看病而来,是为建设“基地”而来。这一次与江青会面,对于张春桥来说,是历史性的。从此,江青的印象之中,有了张春桥。

几个月之后-12月12日,毛泽东在柯庆施的一份报告上,作了重要批示,亦即后来被人们称为“两个批示”中的一个,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重要依据。在“文革”中,毛泽东的这段批示成为“最高指示”:各种艺术形式一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但其中的问题也不少。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社会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这需要从调查研究着手,认真地抓起来。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

就在毛泽东的批示之后十多天,华东区话剧观摩演出在上海开张了。柯庆施和张春桥在会上响亮地再一次喊出了“大写十三年”的口号。这一回,柯庆施、张春桥的腰杆挺得笔直。因为毛泽东的批示说“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而柯庆施、张春桥立即在上海推出华东区话剧观摩演出,喊出“大写十三年”,实实在在一副“左”派面孔了。姚文元立即“紧跟”。他在1964年3月,分别在《收获》和《红旗》杂志发表两篇长文,贯彻了柯庆施、张春桥的意图:《反映最新最美的生活,创造最新最美的图画-关于现代剧若干问题的研究》;《革命的青年一代在成长————谈话剧{年青的一代}》后来,在“文革”中,张春桥当着红卫兵的面,是这样谈及的:“1963年在上海举行的华东地区话剧观摩演出,是与京剧革命相呼应的。那次汇演,是在柯庆施同志的领导下、江青同志的关怀下举行的。”江青则说:“我们应该永远纪念柯庆施同志。他始终是站在第一线上的。上海,多亏有了他,才抓起了话剧汇演和京剧革命……”

给《红灯记》打上“江记”戳号

1963年2月22日晚上,正在上海组织“第一篇真正有分量”的批判文章的“女客人”,待大幕拉开之后,悄然步入上海愚园路218号的红都剧场。她只是来看戏的,不想惊动剧团。那是上海爱华沪剧团在演出沪剧《红灯记〉。她借口身体不好,没有接见演员,但在中场休息时说了一句:“这个戏很不错。”江青很早就注意这个戏。那是1958年,哈尔滨京剧院新编了一出现代题材京剧《革命自有后来人久江青看了沪剧《红灯记》,觉得比《革命自有后来人》好。

这时的江青,要一手抓“批判”,一手抓“创作”,用她的话来说,叫作“大破大立”。她要“立”的第一个戏,便是《红灯记》。她从12个同类剧本中,选中了爱华沪剧团的本子,决定改编为京剧。不过,江青最初还不能最直接给剧团下达任务,不能不借助于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兼文化部副部长林默涵。林默涵曾如此回忆:

在上海休养的江青看了上海爱华沪剧团演出的《红灯记》,她向我推荐这个本子,建议改编成京剧。我看了觉得不错,便交给了阿甲。阿甲同志是精通京剧艺术的,他不仅写过剧本,擅长导演,而且自己的表演也很精彩。在他和翁偶虹同志的合作下,剧本很快改编成了,即由阿甲执导排演。全戏排完后,请总理看,总理加以肯定。后来,江青也看了。在《红灯记》的修改过程中,江青横加干预,给阿甲等同志造成了很大困难。

一天晚上,江青忽然跑到总理那里发脾气,说京剧院不尊重她,不听她的意见,纠缠到快天亮。总理无奈,只好对她说:“你先回去休息,我叫默涵抓,如果他抓不好,我亲自抓!”第二天,总理的秘书许明同志(在“文革”期间,她被“四人帮”迫害死了)打电话告诉我这些情况,她说:“总理说要你抓,你若抓不好,他亲自抓。”我说:“这样的事情怎么好麻烦总理呢?我一定努力抓,请总放心!”

为了提高《红灯记》的演出水平,我建议《红灯记》剧组的同志到上海学习、观摩爱华沪剧团的演出(这是在1964年8月一引者注),由我带领。还有哈尔滨《革命自有后来人》剧组的同志也一块去。爱华沪剧团为我们演出了两次。为了答谢上海爱华沪剧团的同志,我们邀请了沪剧团的导演和几位主要演员来京观看京剧《红灯记》的演出(这是在1964年11月——引者注)。那天在人民大会堂小礼堂给毛主席及其他领导同志演出,主席同爱华沪剧团的同志们亲切握手,他们非常高兴。

其实,《红灯记》故事最早脱胎于电影剧作家沈默君的电影《自有后来人》。 1957年,沈默君被打成“右派”,下放到北大荒劳动改造,1961年底摘帽。沈默君根据当地收集的生活素材,在1958年写成电影剧本《自有后来人》,后来被拍成电影,1963年在全国上映。1958年哈尔滨京剧院根据电影剧本《自有后来人》,排演了京剧《革命自有后来人》。上海爱华沪剧团也根据电影剧本《自有后来人》,排演了沪剧《红灯记》。

面对如此阵营强大的剧组,江青却如一个唠叨不已的老太婆,絮絮叨叨地发“指示”。她在1964年5月23日、5月31日、6月20日、7月1日、7月13日(这天两次)、11月5日,七次接见剧组,随口而说,说了一大堆琐琐碎碎的意见。她的每一句话,每一条意见,都成了“指示”,导演必须遵命。

以下摘录她的原话,可见她的种种“指示”之一斑:“铁梅举红灯跑回场,可缩短些。”“奶奶的服装补的不是地方!”“七场(指监狱)景太堵心。”“李玉和一家人进、出门,要随手关门,要给群众一个安全感。”“铁梅上场(第一场)不要戴围巾,见爹爹递纸条后,临走时玉和把自己的围巾给她围上。”“铁梅叫奶奶的声音太刺耳,不要那么高。”“这个戏不适合用‘南梆子’。”“李玉和受刑后上场,可以扶住椅子。”“刑场上的石头,要靠前些。”

演李玉和一角的李少春,为人耿直,对江青的“指示”不愿句句照办,后来由B角钱浩梁所代替。编导阿甲由于“不听话”,在“文革”中受够批斗,幸存于世。1987年,八十高龄的他,是他从事戏剧工作五十周年纪念。他复排《红灯记》,在北京公演。他曾感慨万千,说了这么一番话:“有的人把《红灯记》看作是江青搞的,其实这出戏的创作与江青没关系,是她剽窃了我们的创作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