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人帮”兴亡2  兴风 --叶永烈著

第十章批《海瑞罢官》一炮打响(2)

 

姚文元的『宏文『拉开文革的序幕

在1957年那不平常的春天,《文汇报》又以“资产阶级方向”闻名于全国:正因为这样,江青和柯庆施织的那篇《“有鬼无害”论》,便选择了《文汇报》发表。这一次,江青和张春桥又一次看中了《文汇报》虽然这时的《文汇报》早已不是什么“民闯报纸”,但是它毕竟在知识分子中拥有广泛的影响:11月12日,《解放日报》全文转载了姚文元的文章。这对《解放日报》来说,几乎是破例的:历来是《文汇报》转载《解放日报》的文章,而颠倒过来的转载唯有这一次。张春桥处心积虑,每走一步棋都别出心裁,玩弄权术是他的专长。

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是揭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幕的“历史性著作”。凡是经历过“文革”的人,无一不反复“学习”过这篇“宏文”。然而,岁月的流逝毕竟会模糊人们的记忆,何况年轻的一代很少有机会从尘封多年的报纸上翻阅此文。原文过于冗长,无法全文照录。现摘录此文的一头一尾,也算是“录以备考”。摘录此文的开头一段,便于今日的读者了解一些背景材料;摘录此文的末尾一段,因为那是整篇文章的点睛之笔,也是争论最激烈的所在。

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姚文元

1959年6月开始,吴晗同志接连写了《海瑞骂皇帝》、《论海瑞》等许多歌颂海瑞的文章,反复强调了学习海瑞的“现实意义”。1961年,他又经过七次改写,完成了京剧《海瑞罢官》,还写了一篇序,再一次要求大家学习海瑞的“好品德”。剧本发表和演出后,报刊上一片赞扬,有的文章说它“深寓着丰富的意味”、“留给观众以想象的余地”,鼓吹“羞为甘草剂,敢做南包公”;有的评论文章极口称赞吴晗同志“是一位善于将历史研究和参加现实斗争结合起来的史学家”,“用借古讽今的手法,做到了历史研究的古为今用”,这个戏更是“开辟了一条将自己的历史研究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实、为人民服务的新途径”;有的文章还说:“人们在戏里表扬‘清官’……是在教育当时的做官的,起着‘大字报’的作用。”
      既然《海瑞罢官》及其赞扬者提出了这么重大的问题,并且广泛地宣传了他们的主张,我们就不能不认真地进行一次研究。……(中略,下为结尾)

现在回到文章开头提出的问题上来:《海瑞罢官》这张“大字报”的“现实意义”究竟是什么?对我们社会主义时代的中国人民究竟起什么作用?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研究一下作品产生的背景。大家知道,1961年正是我国因为连续三年自然灾害而遇到暂时的经济困难的时候,在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一再发动反华高潮的情况下,牛鬼蛇神们刮过一阵“单干风”、“翻案风”。他们鼓吹什么“单干”的“优越性”,要求恢复个体经济,要求“退田”,就是要拆掉人民公社的台,恢复地主富农的罪恶统治。那些在旧社会中为劳动人民制造了无数冤狱的帝国主义者和地富反坏右,他们失掉了制造冤狱的权利,他们觉得被打倒是“冤枉”的,大肆叫嚣什么“平冤狱”,他们希望有那么一个代表他们利益的人物使他们再上台执政。“退田”、“平冤狱”就是当时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焦点。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它必然要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用这种或那种形式反映出来,在这位或者那位作家的笔下反映出来,而不管这位作家是自觉的还是不自觉的。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海瑞罢官》就是这种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的反映。如果吴晗同志不同意这种分析,那么请他明确回答:在1961年,人民从歪曲历史真实的《海瑞罢官》中到底能“学习”到一些什么东西呢?

我们认为:《海瑞罢官》并不是芬芳的香花,而是一株毒草。它虽然是头几年发表和演出的,但是,歌颂的文章连篇累牍,类似的作品和文章大量流传,影响很大,流毒很广,不加以澄清,对人民的事业是十分有害的,需要加以讨论。,在这种讨论中,只要用阶级分析观点认真地思考,一定可以得到现实的和历史的阶级斗争的深刻教训。

如果说,在反胡风的时候姚文元不过是个“小棍子”,在反右派时是“棍子”,那么,此时他已成了江青、张春桥手中的“金棍子”了!当姚文元还只是“小棍子”、“棍子”的时候,并未引起海外的注意。然而,随着《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发表,随着他成为“无产阶级金棍子”,港台及香港海外才注意起中国政治舞台上的这位新角。当时香港报纸称姚文元是“姚苏凤之子”。姚苏凤乃当年鸳鸯蝴蝶派作家。这表明香港最初对于姚文元其人十分陌生。后来,香港报纸才披露姚文元是姚蓬子之子,然后大登姚蓬子当年叛变中国共产党之事,使其时正非常得意的姚文元变得十分尴尬。

毛泽东与批《海瑞罢官》的关系

江青组织张春桥、姚文元写《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中共中央政治局不知,中共中央宣传部不知,中共中央华东局不知,而在柯庆施死后,中共上海市委唯有张春桥—人知。据说,一开始,就连毛泽东也不知道!

1967年2月3日,毛泽东与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共和国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卡博和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共和国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国防部部长巴卢库谈话时,谈到“文化大革命”,说了几句至关重要的话:这场斗争也准备了一个时期,前年十一月,对一个历史学家吴晗发表了一篇批判文章,这篇文章在北京写不行,不能组织班子,只好到上海找姚文元他们搞了一个班子,写出这篇文章。开头写我也不知道,是江青他们搞的。先告诉我要批评。他们在北京组织不了,到上海去组织,我都不知道。文章写好了交给我看,说这篇文章只给你一个人看,周恩来、康生这些人也不能看,因为要给他们看,就得给刘少奇、邓小平、彭真、陆定一这些人看,而刘、邓这些人是反对发表这篇文章的。

毛泽东是否真的“开头写我也不知道”,不得而知。有人以为,没有毛泽东的点头,江青怎敢去上海组织张春桥、姚文元写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也有人以为,一开始可能是江青借用毛泽东的名义去上海组织张春桥、姚文元写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在文章写出初稿之后,送毛泽东审阅。不过,江青却一次又一次吹嘘说:“批判《海瑞罢官》,是主席亲自过问、亲自组织、亲自发动的!”

据江青的第一任秘书阎长贵和曾任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组长王广宇所著《问史求信集》一书查证,江青在《为人民立新功》中说:“本来写评《海瑞罢官》、《评三家村》这样的文章,是主席在那里亲自领导的嘛,是姚文元同志写的嘛,有些人却贪天之功,说是他们搞的。”毛泽东在审阅江青的这个讲话稿时,删去了“是主席亲自在那里领导的嘛”一句。江青一次次来上海组织张春桥、姚文元写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在中共上海市委只有第一书记柯庆施知道。1965年4月9日,柯庆施病逝。1965年1 1月,陈丕显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这时,张春桥、姚文元所写的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已经写到第八稿了。

另外,毛泽东在1967年5月1日接见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时的谈话中说:“看了三遍,认为基本还可以。”毛泽东所说的“看了三遍,认为基本还可以”,就是指张春桥、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文章的第八稿。正是毛泽东看了张春桥、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文章的第八稿,表示同意,于是江青、张春桥就把文章交给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文章发表后的第四天-11月13日,毛泽东的专列驶离北京。他先到山东,又去安徽、江苏,于11月19日抵达上海。毛泽东一路视察,一路提醒人们警惕修正主义。

12月8日至15日,毛泽东在上海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林彪在会上诬陷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篡军反党”。于是,这位身材高大的有着“罗长子”之称的大将被罢官,杨成武出任代理总参谋长。此后,毛泽东下榻于杭州。12月21日上午,毛泽东在杭州召见陈伯达、艾思奇、胡绳、关锋、田家英,作了长谈。谈话从上午9时一直谈到12时。毛泽东在长谈中,谈及了12月8日戚本禹在《红旗》杂志上发表的批判翦伯赞、吴晗的文章《为革命而研究历史》(不过文中没有点翦、吴的名字),也说及了姚文元的文章。毛泽东的原话是: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三遍,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点了名,对戏剧界、史学界、哲学界震动很大,但是没有打中要害。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庐山会议是讨论工作的,原来打算开半个月,会议快结束了,彭德怀跳出来。他说:你们在延安骂了我四十天的娘,我骂你们二十天的娘还不行!他就是要骂娘的。

毛泽东的这一段话,既表明了他对姚文元的文章的评价,也透露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姚文元的文章经过几次三番修改之后,并未送毛泽东阅定,就由江青、张春桥决定,在《文汇报》上发表。因为倘若最后的修改稿经毛泽东看过,他怎么会说缺点“是没有打中要害”呢?他势必会说出他的这些意见,姚文元当会照毛泽东的意见在文中点明《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