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人帮”兴亡2  兴风 --叶永烈著

第十章批《海瑞罢官》一炮打响(3)

 

邓拓死于姚文元笔下

在姚文元的书桌上,《海瑞罢官》剧本以及《明史》已被撂在一边,代之以邓拓写的《燕山夜话》和邓拓、吴晗、廖沫沙三人合写的《三家村札记》。“金棍子”要从打吴晗转向打邓拓和廖沫沙了。又一番“对外保密”。经过几次修改,经过江青、张春桥动笔斧定,由江青把大字本送到毛泽东手中。标题:《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黑店“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署名:姚文元。毛泽东阅毕,拿起铅笔,思索了一下,把原先标题中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黑店”删去。于是,江青便吹嘘了:“经过主席亲笔改定……”江青和张春桥第三次看中《文汇报》,决定在上海发表。作为“军师”,张春桥选择了“最佳时机”-1966年5月10日,在《文汇报》上抛出姚文元的长文《评“三家村”一<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

确实是“最佳时机”,因为5月4日至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是一次全面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策会议。因为5月8日,江青化名“高炬”,在《解放军报》上登出《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指明“邓拓是他和吴晗、廖沫沙开设的‘三家村’黑店的掌柜,是这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一个头目”。江青还点明:“《前线》、《北京日报》长期以来,为吴晗等人打掩护,现在突然‘积极’起来,……他们不过是借批判之名,行掩护之实,打起斗争的招牌,干着包庇的勾当。”这样,江青就借“围城打援”,从吴晗身上“扩大战果”,把矛头指向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邓拓和中共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廖沫沙,进而指向中共北京市委机关报刊《北京日报》和《前线》杂志,直逼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彭真。

隔了一天,姚文元的《评“三家村”》在上海见报了。姚文元的文章,是按照江青的调子,从批判《海瑞罢官》打开缺口,“扩大战果”,成为轰击中共北京市委的第三发重磅炮弹:第一发俞铭璜的《“有鬼无害”论》轰击廖沫沙,第二发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V海瑞罢官》》轰击吴晗,如今第三发轰击邓拓及整个中共北京市委。这三发重磅炮弹都是从上海“基地”起飞,都是以《文汇报》为炮口。“四人帮”其实最初是“三人帮”:以江青为核心,以张春桥为“军师”,以姚文元为“棍子”。那时候,“造反司令”王洪文还在上海国棉十七厂保卫科办公室里逍遥,他连做梦也想不到日后来会成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会成为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的“亲密战友”。

姚文元的长文刊出的当天下午,500份《文汇报》由上海空运抵京(那时的《文汇谈到道德继承论》的长文章,在《北京日报》、《前线》同时发表。这是一篇以“批判”吴晗为姿态为吴晗救命的文章,是彻头彻尾的反党反马克思主义的大毒草。《北京日报入《前线》同时大登邓拓“批判”吴晗的文章,这难道只是什么“丧失警惕”报》还没有在北京发行航空版)。一辆小轿车已等候在机场。转眼之间,便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散发,开会者人手一份。姚文元的文章,气势汹汹,再也不披什么“学术讨论”、“百家争鸣”的外衣,“金棍子”打下之处,顿时血迹斑斑,动不动“反党反社会主义”,而且还是“彻头彻尾”的。

《评“三家村”》一文,充满杀气,血光照人。“人们都还记得,在《海瑞罢官》批判刚开始时,邓拓是装作正确的姿态出现的。在经过一番紧张的筹划策略之后,邓拓化名向阳生,写了一篇名为《从〈海瑞罢官〉谈到道德继承论》的长文章,在《北京日报》、《前线》同时发表。这是一篇以“批判”吴晗为姿态为吴晗救命的文章,是彻头彻尾的反党反马克思主义的大毒草。《北京日报》、《前线》同时大登邓拓“批判”吴晗的文章,这难道只是什么“丧失警惕”么?这难道是什么“放松了文化学术战线上的阶级斗争”么?不,完全不是,他们的“警惕性”是很高的。他们对党和人民进行“阶级斗争”是抓得很紧的。……

在《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中,贯穿着一条同《海瑞骂皇帝》、《海瑞罢官》一脉相承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诬蔑和攻击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攻击党的总路线,极力支持被“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翻案进攻,支持封建势力和资本主义势力的猖狂进攻。……”姚文元危言耸听,把邓拓、吴晗、廖沫沙打成了反革命集团。“邓拓、吴晗、廖沫沙这个时期所写的大批向党进攻的文章并不是各不相关的“单干”,而是从“三家村”的合伙公司里抛出来的,有指挥、有计划,异常鲜明地相互配合着。吴晗是一位急先锋,廖沫沙紧紧跟上,而三将之中真正的“主将”,即“三家村”黑店的掌柜和总管,则是邓拓。”

篇末,姚文元声嘶力竭,唱着高调,不可一世。“凡是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凡是阻碍社会主义革命前进的,凡是同中国和世界革命人民利益相敌对的,不管是“大师”,是“权威”,是三家村或四家村,不管多么有名,多么有地位,是受到什么人指使,受到什么人支持,受到多少人吹捧,全都揭露出来,批判它们,踏倒它们。在原则问题上,不是西风压倒东风,就是东风压倒西风。为社会主义革命,为保卫毛泽东思想,为共产主义事业,敢想、敢闯、敢做、敢革命!”这篇末一席豪言壮语,意味着“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之日已近在眼前了。

第一个死于姚文元那如刀之笔的是邓拓。姚文元的《评“三家村”》发表后的第七天—                 -1966年5月17日夜,在北京遂安伯胡同,54岁的邓拓写好两封遗书,塞在枕头之下,于夜深入静之际悄然而又愤然辞别人世。一封简短的遗书留给爱妻丁一岚,而一封长达四千多字的遗书则是写给彭真、刘仁并北京市委的占在长信中,邓拓用生命之烛的最后毫光,痛斥了姚文元之流的凭空诬陷他写道:“……文章的含义究竟如何,我希望组织上指定若干人再作一番考核。《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中,我写的文章合计一百七十一篇,有问题的是多少篇?是什么性质的问题?我相信这是客观存在,一定会搞清楚……”

田家英为抗争而献身

西子湖畔,毛泽东1965年12月21日上午谈到戚本禹、姚文元文章的那一席话刚刚说毕,陈伯达迅即把毛泽东关于姚文元文章的评论,转告了江青。“主席这么重要的指示,要赶紧向全党传达。叫田家英马上把谈话记录稿整理出来!”当江青把来自陈伯达的重要消息告诉张春桥的时候,张春桥提醒了江青。姚文元补充了一句:“主席的话,是对我们辛辛苦苦工作了半年多的最大鼓励和高度评价!”江青一听,觉得张春桥、姚文元言之有理,便催促田家英整理记录。

田家英接到了整理毛泽东讲话的任务,而现场记录是艾思奇和关锋,他就只好说:“老艾、老关,请你们两位辛苦一下,整理主席谈话纪要。”关锋是快笔头,忙碌了一天,就写出了毛泽东的谈话纪要。对于毛泽东谈及戚本禹、姚文元文章的那段话,他照录不误。关锋把纪要交给田家英。田家英看了之后,把毛泽东谈及戚、姚的那段话删去了。纪要印出来。陈伯达一看,冒火了。张春桥、姚文元、戚本禹跳脚了。江青心急似火,马上去问毛泽东:“那一段话,是你删的,还是田家英删的?”陈伯达给江青打来了电话……当江青查明是田家英删的,怒不可遏,咬牙切齿地骂道:“老右倾!”一点也不假,是田家英下了决心,删去了毛泽东的那段话。

由于田家英删去了毛泽东谈及戚本禹、姚文元文章的那段话,后来他背上了“篡改毛主席指示”的罪名,以致被迫害而死——当然,田家英之死还有其他原因,但是“篡改毛主席指示”却是导致田家英自杀的重要原因,江青骂田家英是“老右倾”,而他确实是个“老右倾”!

早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时,在7月23日上午听罢毛泽东批判彭德怀的那次大会讲话,田家英的心像灌了铅似的。他站在庐山上,写下这样的诗句,抒发自己对彭德怀的同情:“四面江山来眼底,万家忧乐到心头。”田家英跟挚友李锐在山上漫步,谈出肺腑之言:“我在主席身边工作多年。我对主席唯一的希望是百年之后,不要有人议论!”不料,李锐在跟一位老同志谈心时,无意中说出田家英的这句话。于是,田家英便作为“右倾”而挨整。

眼看着“文革”大幕即将拉开,中国又要面临新的灾难,田家英毅然删去了毛泽东的那段话—————他既知道那段话传出去会给“左”派们增添疯狂的劲头,他也知道一旦被陈伯达、江青查出之后意味着什么。然而,田家英在所不惜,豁出去了!继邓拓之后,第二个牺牲者便是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由于田家英凭着一股正义之感删去了毛泽东谈话中对姚文元、戚本禹文章的评语,激怒了陈伯达和江青。1966年5月21日,以陈伯达为组长、以江青为第一副组长的“中央文革小组”派人来到中共中央办公厅,在大会上宣布田家英的“滔天大罪”:篡改毛主席著作!5月22日,田家英被停职检查,收走全部文件,并勒令他在23日,滚出中南海。5月23日上午,田家英悲愤交集,弃世于中南海。他,年仅44岁!他与邓拓之死,仅相隔六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