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人帮”兴亡2  兴风 --叶永烈著    第十章批《海瑞罢官》一炮打响

文网恢恢,血泪斑斑

 

第三个直接受害者是吴晗。吴晗最惨,一家四口,三条人命死于姚文元的笔下!批斗,隔离,入狱,一步一步升级,吴晗受尽折磨。他甚至“创造”了挨斗的“最高纪录”一一天之中被拉到八个会场批斗!1969年3月18日上午,吴晗的爱妻、历史学家袁震在苦风凄雨中离世。吴晗一次次被拉上批斗会。他遭到了一次次毒打。1969年10月1 1日,被打得胸积瘀血的吴晗惨死于北京狱中,终年60岁。他的女儿吴小彦受他牵连,挨斗受批,患了精神分裂症。1975年秋,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吴小彦因咒骂“四人帮”而被北京市公安局逮捕,于1976年9月23日自尽——如果她再坚持十多天,她就能听见“四人帮”垮台的喜讯!吴晗—家唯一熬过十年苦难的是儿子吴彰,在粉碎“四人帮”之后考上了清华大学分校。

亿万人民咒骂姚文元为“棍子”,而江青却封之为“无产阶级的金棍子”!江青如此看重姚文元,她甚至曾当众说过:“我死了,让文元当主帅!”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是用秃笔蘸着吴晗的鲜血写成的。冤狱遍地,惨祸四起。姚文元的秃笔所到之处,泪汪汪,血斑斑。主演《海瑞罢官》马连良也受秃笔挞伐,在“文革”的锣鼓刚刚敲响之际便含冤去世。《海瑞上疏》遭到株连。《海瑞上疏》与《海瑞罢官》被诬为一“骂”一“罢”,南呼北应。主演《海瑞上疏》是“麒派”创始人、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共产党员周信芳,被打成了反革命,受尽凌辱,在遥夜沉沉中屈死。一“马”、一“麒”,都是中国京剧精英,全被姚文元秃笔一笔勾销!

由于批驳了姚文元的谬论,上海三位著名学者李平心、周谷城、周予同被打成“上海的三家村”。著名史学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李平心教授被姚文元诬为“自己跳出来的反面教员”,“反党反社会主义”。他在1966年受迫害而死,不过53岁。临死前,他还铮铮如是言:“有几个问题是我事先绝对料不到的:第一,历史人物要全盘否定;第二,对清官一棍子打死,这无论如何也不合逻辑;第三,现在忽然从学术讨论完全转到政治斗争。现在问题很难说,很可能今天没有问题的人,明天有了大问题。(吴晗)哪里会打着红旗反红旗呢?现在反正就是一顶帽子戴上去。……”历史学家翦伯赞教授、翁独健教授,《南包公一海瑞》作者蒋星煜,《海瑞上疏》编剧许恩言……文网恢恢,他们一个一个被押上批斗台。

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所引起的株连,创造了中国历史上的“奇迹”,令人触目心惊!其一,株连古人。海瑞死于1587年。他是广东琼山县人,死后葬于故乡。万万料想不到,他在地下安眠了370多年,竟被姚文元的文章所骚扰。批判《海瑞罢官》的冲击波,竞冲击了位于天涯海角的海瑞墓。红卫兵们手持铁镐,把海瑞遗骨从古墓中挖出,给那一副白骨戴上高帽子游街!如此株连,恐世上绝无仅有!虽然海瑞死后数百年不得安宁,然而,人们在这位当年的巡抚大人墓中,除了挖出一副白骨之外,只找到几枚殉葬的铜币,如此而已。海瑞的清廉,给那些狂热的红卫兵滴了几滴清醒剂。

其二,株连众人。批判《海瑞罢官》而引起的株连之众,也是创“纪录”的,远远超过了封建王朝的所谓“株连九族”。张春桥、姚文元嘱令文汇报社不要放过一封投反对票的读者来信。在《文汇报》刊出马捷的文章之后,迷惑了众多的读者。读者们以为《文汇报》“作风民主”,“敢于发表不同意见”,于是读者来信如雪片般飞往文汇报社。不料,在“文革”中,张春桥下令,把其中反对姚文元的三千多封读者来信,逐一转到读者所在的工作单位。这三千多位读者遍及全国各省市,蒙受了“恶毒攻击中央负责同志”的罪名,受到各种形式的惩罚!其中有多少读者受迫害致死,多少读者被隔离、人狱,多少读者被戴上帽子,已无法统计。

其三,株连无辜。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开创了中国当代“文字狱”之先河。一时间,由“罢官”引申到“贬”、“谪”,都被视为“替彭德怀翻案”。1966年4月3日,《贵州日报》发表文章,批判了作家黄秋耘的《鲁亮济摘印》。《羊城晚报》批判了历史小说《柳宗元被贬》。陶渊明曾高歌“归去来兮”,辞职归隐,被视为海瑞的“同党”。于是,陈翔鹤的历史小说《陶渊明写(挽歌〉》也在劫难逃。海瑞“抗上”,那个魏征也“抗上”。于是,蒋星煜的《李世民与魏征》遭到乱箭劲射。由于《海瑞罢官》是大毒草,于是所有写过海瑞生平、海瑞故事以至画过海瑞连环画的作者,全遭讨伐。

这里顺便提一笔,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两年多,吴晗的《海瑞罢官》还难以平反,姚文元的那篇“宏文”还难以批判。内中的原因,是由于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经过毛泽东同意才发表,有着“御批”的“来头”;再说,“彭德怀就是海瑞”这最高指示,人人皆知。在“两个凡是”占统治地位的年月,无人敢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尽管姚文元早已倒台。

其实,否定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最深刻的含义,在于否定“文化大革命”一——因为是这篇“宏文”拉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大幕。在“两个凡是”的岁月,还高唱“继续进行文化大革命”呢。1978年1 1月15日,《光明日报》终于勇敢地打响第一炮,发表了苏双碧的《评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苏双碧,传言称是“吴晗的秘书”。其实,当年他是北京历史学会唯一的专职干部,而会长是吴晗,故与吴晗相知甚深。苏双碧后来在1974年调往《光明日报》工作。也正巧,在1978年4月上旬,杨西光出任《光明日报》总编。在杨西光的主持下,《光明日报》在1978年5月日,推出历史性的文献——“本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重炮猛轰“两个凡是”,从此引发全国性的“真理标准”大讨论。

苏双碧决心为吴晗申冤,打响批判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第一炮。苏双碧是这样回忆的:我当时觉得,由我来写这篇文章,至少有两个有利条件:一是我年轻,又是报社的一名普通编辑,即使文章有点偏差,上面也不至于太计较;二是我曾和吴晗一起工作过,又参加过邓拓、范瑾同志为组长的后来被称为“假批判真包庇”的写作组,多少也算了解一些内情。据此,我决定试一试,并着手准备写这篇文章。然而,这件事毕竟太大了,按组织原则,我必须向报社领导汇报我自己的想法,并征得领导的同意,才能着手去做。

大约在1978年11月10日左右,我得知总编辑杨西光同志很快要去出席中央工作会议。那天下午正好在楼道碰到他,我向他说明我要写一篇从政治上狠批姚文元并替《海瑞罢官》平反,从而为全面替吴晗平反作舆论准备的文章。西光同志几乎没有多加思索就表示同意,并说:“批姚文元总可以吧,吴晗平反是时间问题。”他态度明确,坚决,增强了我的信心。

随后,我告诉了主管理论部工作的副总编辑马沛文同志,他对我的设想报予极大的兴趣,要我以最快的速度写出来,并让我把别的工作先放一下。于是,从构思到查材料到写文章,大约只用了两天多时间。把文章初稿交给马沛文同志后,第二天一早他就来找我,认为文章基调不错,大体可以。

就这样,1978年11月15日,《光明日报》勇敢地发表了苏双碧的《评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篇文章引起强烈反响。苏双碧这样说道:当天广播电台广播了这篇文章的摘要,《文汇报》等全国许多家报纸转载了这篇文章,上海人民出版社当天决定出版这篇文章的单行本。世界各大通讯社纷纷播发刊登这篇文章的消息和评论,根据他们的政治敏感和政治需要进行评述和猜测。美国《纽约时报》11月16日的一篇专稿认为,这篇文章是迄今为止的“最惊人之举”。11月17日,日本《朝日新闻》评论中认为,这篇文章批判了“文化大革命”的起源。11月18日,《日本经济新闻》认为这是一篇“冲击性很强的文章”。其实所谓“最惊人之举”或“冲击性很强”的说法,是对中国历史的不了解。“四人帮”制造的冤案是一定要得到平反的,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实事求是”作风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