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人帮”兴亡2  兴风 --叶永烈著

第十一章 江、张、姚进入“中央文革”(2)

 

江青“一人谈”的“座谈会”

这是世所罕见的“座谈会”,会上只有江青一人谈,其余的人不过是用耳朵听罢了!“座谈会”果真如江青所言,“主要是看电影,在看电影中讲一点意见”。据刘志坚回忆,总共看了三十多部电影和三场戏。看什么电影,都由江青指定。江青到场看了13次电影。张春桥有时也来看。“大秀才”,陈伯达来到上海,他也陪着看了几部电影。江青一边看电影、看戏,一边随时说一些意见,想起什么就说什么。

最使刘志坚为难的是,在江青午睡起床后,嘱秘书打电话,要刘志坚前来谈话。这时,江青谈,刘志坚听,又不好作记录,又生怕漏掉她的“重要意见”。每次谈毕,刘志坚一回去,赶紧向李曼村、谢镗忠、陈亚丁转述,由陈亚丁作记录,以免日后忘掉。这么一来,刘志坚简直是充当一台“录音机”!据刘志坚回忆,这样的个别交谈,江青跟他谈了八次,每次短则半小时,长则两小时,正儿八经的“集体座谈”四次,刘志坚等六人都参加,其中一次是头一天见面,另一次是2月9日和《南海长城》剧组谈话,因此“集体座谈”实际上只两次。

会议中间,2月9日,江青说她有事,“座谈会”暂停数日。于是,刘志坚和李曼村于2月10日飞回北京向萧华汇报,16日再去上海。江青所谓“有事”,是从上海去杭州,到毛泽东那里去。毛泽东2月8日在武昌跟彭真、陆定一、许立群作了谈话,翌日去杭州。江青得知,由上海赶往杭州,从毛泽东那里打听彭真的动向。那时,以彭真为组长、陆定一为副组长,包括康生、周扬、吴冷西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刚刚写出《二月提纲》,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江青要以她在上海举行的“座谈会”,跟彭真的《二月提纲》相抗衡。

经过中间“休会”之后,“座谈会”在16日继续举行。到了19日,江青说:“没有什么可说的了,我有事,暂告一段落,你们可以回去了。”这样,终于结束了这个奇特的“一人谈”的“座谈会”。刘志坚刚刚如释重负,透了一口气,又犯难了。这断断续续、零零碎碎、东言西语、颠颠倒倒的“一人谈”,怎向总政汇报?怎向林彪汇报?

所幸每次“一人谈”之后,存有陈亚丁根据刘志坚的回忆所作的记录。于是,刘志坚和李曼村、谢镗忠一起讨论,参照陈亚丁的笔记,由黎明记录,陈亚丁修改,整理成一份《汇报提纲》,三千多字,以供向上汇报之用。20日晚,这份《汇报提纲》由上海警备区打印了39份。这时,刘志坚陷于踌躇之中:要不要把《汇报提纲》送江青过目?刘志坚曾对笔者说及自己当时矛盾的心理甲:“不给她看吧,日后她知道了,肯定会发气,会责问为什么背着她搞,不告诉她?要是给她一份呢,事先未跟她打过招呼,而且这份记录只是供汇报用的,她不见得会满意。”

经过四人反复讨论,以为还是送一份《汇报提纲》给江青为好,因为江青迟早会知道此事。于是,在21日,刘志坚把一份《汇报提纲》交给了江青。22日,刘志坚一行离沪飞往济南,向正在济南的林彪作了汇报,并送上一份《汇报提纲》林彪听了汇报,表示满意,说道:“这个材料搞得不错,是个重要成果,这次座谈会在江青同志主持下,方向对头,路线正确,回去后要迅速传达,好好学习,认真贯彻。”林彪如此说,刘志坚以为这下子可以“交差”了。这样,23日上午,刘志坚心情轻松,跟其余五人一起乘飞机由济南回北京,“打道回衙”了。

飞机刚刚在北京机场着陆,刘志坚才走下飞机,机场工作人员就通知他:上海来了长途电话,等他去接!一听电话,是江青的秘书从上海打来的,给刘志坚浇了一盆冷水:“江青同志看了你们整理的材料,认为根本不行,歪曲了她的本意。没有能够反映她的意思,给她闯了大祸!现在不要传达,不要下发!”江青的秘书还说,江青已把此事报告了主席,主席要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参加修改。另外,请刘志坚立即派人去上海,一起参加修改。这一突然变化,使刘志坚等感到意外。他马上给萧华挂了电话。当天下午,刘志坚一行向萧华作了汇报。萧华决定派陈亚丁去上海,因为每次谈话的回忆笔记是他整理的,由他去比较合适。萧华关照:“江青要怎么改,你就怎么改。有什么问题回来再说。”这样,陈亚丁在北京只逗留了一夜,第二天就匆匆再飞上海——个月内,第三次飞往上海。

陈伯达、张春桥帮助改《纪要》

陈亚丁飞抵上海,见到了江青,才知道内中的原委:那份《汇报提纲》太简单、太粗糙了,要重新整理,写出一份《江青同志召集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两位“大秀才”——陈伯达和张春桥,参加了修改工作。陈伯达也只是“客串”,一起看过几回电影。张春桥算是参加较多的一个,但也没有出席全过程。由这两位“大秀才”参加修改,说穿了,也就是把江青那些琐琐碎碎、唠唠叨叨的话,上升为“理论”。

陈伯达不愧为“理论家”,谈了两点很有“水平”的意见:第一,“十七年文艺黑线专政的问题(注:十七年指1949年到当时的1966年),这很重要,但只是这样提,没头没尾。要讲清楚这条文艺黑线的来源。它是三十年代上海地下党执行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继续。把这个问题讲清楚,才能更好地认清解放后十七年的文艺黑线,这条黑线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了。”第二,“要讲一段文艺方面的成绩。江青同志亲自领导的戏剧革命,搞出了像《沙家浜》、《红灯记》、《智取威虎山》、芭蕾舞《红色娘子军》交响音乐《沙家浜》等,这些,真正是我们无产阶级的东西。这些都要写一下。这样,破什么立什么就清楚了。”

对于陈伯达的指点,江青欢欣鼓舞:“伯达的意思很好,帮助我们提高了,击中了要害,很厉害。”两位“大秀才”为江青捉刀,前前后后改了八稿,内容从最初的三千多字增至一万字。江青把《纪要》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颇为重视,亲自作了1 1处改动。内中最为重要的改动是在原文“我们一定要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一句之后,毛泽东加了一句:“搞掉这条黑线之后,还会有将来的黑线,还得再斗争。”3月10日,刘志坚按照江青的通知,再度和陈亚丁飞来上海。江青给刘志坚看了毛泽东对《纪要》的修改。于是,江青、陈伯达、张春桥、刘志坚、陈亚丁一起,又对《纪要》进行修改。3月14日、17日,毛泽东又两次修改《纪要》。毛泽东在17日写了批示:“此件看了两遍,觉得可以了。”

既然毛泽东“觉得可以了”,《纪要》也就可以定稿了。这时,标题上加了“林彪同志委托”六字,变成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集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前面所加六字,极为重要,使江青变成“师出有名”、“名正言顺”,是受“林彪同志委托”而“召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同时也提高了江青的身价,提高了这个“一人谈”的“座谈会”的地位。既然是“林彪同志委托”,《纪要》必须得到林彪的首肯。于是,江青要陈亚丁为她起草了一封致林彪的信。

林彪那时在上海。他收到江青派人送来的信及附来的《纪要》大字排印本,知道经毛泽东亲自阅定,他当然双手赞成。他对《纪要》不改一字,批转军委常委们。林彪找来刘志坚、陈亚丁,请他俩起草了一封致贺龙等中央军事委员会常委们的信。当时,中央军委主席为毛泽东,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副主席是林彪,此外还有副主席贺龙、聂荣臻、陈毅、刘伯承、徐向前、叶剑英。常委除包括主席、副主席,还有朱德、邓小平、谭政、罗瑞卿。

林彪的信,全文如下:常委诸同志:送去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请阅。这个纪要,经过参加座谈会的同志们反复研究,又经过主席三次亲自审阅修改,是一个很好的文件,用毛泽东思想回答了社会主义时期文化革命的许多重大问题,不仅有极大的现实意义,而且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十六年来,文艺战线上存在着尖锐的阶级斗争,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文艺这个阵地,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就必然去占领,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是在意识形态领域里极为广泛、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搞不好就会出修正主义。我们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定不移地把这一场革命进行到底。纪要中提出的问题和意见,完全符合部队文艺工作的实际情况,必须坚决贯彻执行,使部队文艺工作在突出政治、促进人的革命化方面起重要作用。

对纪要有何意见望告,以便报中央审批。此致敬礼!林彪1966年3月22日

林彪的这封信,对《纪要》作出了高度评价。信中默认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这一提法。信末说“以便报中央审批”,意味着《纪要》要作为中共中央文件印发。顺便提一笔,林彪在常人眼中,武将也,对文艺外行。其实林彪也颇有文学修养。1942年5月,林彪为了悼念牺牲疆场的战友、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写下了一首长诗,这首诗以笔名“凌霄”发表在1942年6月19日的延安《解放日报》上。林彪能写长诗,足见其颇有文才,只是平时深藏不露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