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人帮”兴亡2  兴风 --叶永烈著

第十一章 江、张、姚进入“中央文革”(3)

 

北京针锋相对起草《二月提纲》

1966年2月,风云变的前夜。当江青和刘志坚等五个人在上海锦江饭店“座谈”之际,北京钓鱼台也有五个人在开会。上海的五人会议开始于2月2日,北京的五人会议开始于2月3日。上海“座谈会”写出了《纪要》,北京的小组会写出了《提纲》。《提纲》和《纪要》针锋相对。北京那五人,便是文化革命五人小组。这个小组,是1964年四五月间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成立的,负责指导当时正在开展的学术批判。这个小组是在起草“九评”酝酿成立的。所谓“九评”,即九篇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均以《人民日报》编辑部和《红旗》杂志编辑部名义发表的。“‘一评”发表于这963年9月6日,即《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九评”发表于1964年7月14日,即《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这五个人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彭真任组长;国务院副总理、中宣部部长兼文化部部长陆定一任副组长;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康生、中宣部副部长周扬、新华社兼人民日报社社长吴冷西为组员。“五人小组”自成立以来,事务不多,开会也不多。然而,这一次开起会来却连轴转。为姚文元评《海瑞罢官》的文章,在全国掀起轩然大波,作为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不能不予过问。于是,组长彭真决定召集会议,议题为“对批判吴晗同志所写《海瑞罢官》的情况及继续批判的问题进行讨论”。

经过几天讨论,由彭真主持制定了《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因为会议是在2月召开,这个提纲后来便被称为《二月提纲》。《二月提纲》共分六个部分:(一)目前学术批判的形势和性质;(二)方针;(三)队伍;(四)左派要互相帮助;(五)关于争论问题要准备质量较高的文章;(六)关于组织领导,即成立“学术批判办公室”,许立群为主任,胡绳负责主持学术方面的工作。《二月提纲》的最重要的精神,便是:“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

五人小组写出了《二月提纲》。不过,后来康生“声明”,他是反对《二月提纲》的。尽管他也参加了会议,据说在会上“沉默”。2月5日,刘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在京常委会议,讨论通过了《二月提纲》。2月8日,彭真、陆定一、许立群专程到武昌向毛泽东汇报《二月提纲》。毛泽东问了一些问题,但没有说不同意发表。于是,2月12日,中共中央把《二月提纲》印发全党。

《二月提纲》显然是针对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一文引起的思想界的混乱而提出一系列政策性的意见: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要提倡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要采取严肃和与人为善的态度;在报刊上公开点名作重点批判要慎重……“五人小组”的动向,引起江青的注意,难怪她以“有事”为理由,中断了“座谈会”,赶往杭州从毛泽东那里探听消息。

3月上旬,正当江青忙于修改《纪要》时,在北京爆发了“电话事件”。那是张春桥为了摸清北京的动向,派了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杨永直去京。按照张春桥的布置,杨永直跟许立群、胡绳谈话,提出一些问题,特别是要求解答《二月提纲》中所说的“学阀”指谁。杨永直在3月1 1日返沪之际,许立群转告了彭真的答复。那是许立群记下杨永直提出的问题,向彭真汇报,对话的记录如下,颇为微妙:许:杨永直问,学阀有没有具体对象,指的是谁?彭:学阀没有具体指什么人,是阿Q,谁头上有疤就是谁。许:杨永直问,上海要批判一批坏影片,包括《女跳水队员》,行不行?……因为有大腿。彭:你去问张春桥、杨永直,他们游过泳没有?许:杨永直问,重要的学术批判文章要不要送中宣部审查?彭:过去上海发姚文元的文章,连个招呼都不打,上海市委的党性到哪里去了?

许立群把彭真的答复,在电话里告诉了杨永直。杨永直回沪后,当即如实报告了张春桥。张春桥听罢,说道:“现在有把握了,这个电话说明中宣部和北京市委是反对姚文元文章的,《二月提纲〉矛头是指向姚文元的,也就是指向毛主席的……”江青加快了《纪要》的定稿进度,她要以《纪要》跟《二月提纲》相抗衡。

《纪要》是江青上台的“宣言”

3月30日,刘志坚①和陈亚丁在北京为《纪要》的通过履行最后的手续。因为《纪要》经中央军委常委圈阅通过,刘志坚、陈亚丁为军委起草了致中央、毛泽东的请示报告。毛泽东不在北京,这份报告照理应送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邓小平也不在北京。于是,送到了彭真手里一——彭真当时是中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彭真读罢《纪要》,异常震惊。不过,知道这一《纪要》经过毛泽东三次亲自修改,是“林彪同志委托”的,来头不小,只得“公事公办”。翌日——3月31日,彭真办公室通知刘志坚,为中共中央起草一个批语,以便以中共中央的名义批转《纪要》。彭真说了一下批语的大概意思,无非是例行公事式的几句话。刘志坚急召李曼村、谢镗忠、陈亚丁,起草了批语。也就在这一天,康生向彭真和周恩来传达了毛泽东杭州谈话的内容。

4月1日,彭真把《纪要》、中共中央批语,以传文形式,直送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中共中央负责人。内中未送刘少奇,是因为自3月26日至4月19日,刘少奇偕夫人王光美出访巴基斯坦、阿富汗、缅甸三国。毛泽东在4月1日当天,便在杭州写下批示:已阅。4月10日,《纪要》作为中共中央“红头”文件,印发全党。这时,中共中央的批语,已换成刘志坚在4月3日起草的另一个批语,新批语对《纪要》作了高度评价。于是,《纪要》迅速下达到“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各党委、党组,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军队发至团党委,地方发至县委和文化机关党委”。

对于江青来说,4月10日,是“历史性”的日子。“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作为标题,显赫地印在中共中央文件上,这清楚显示江青的崛起。这一文件,阐述了江青的文艺观,并把江青对文艺工作的意见要各地贯彻执行——因为这是中共中央文件。而不是发在报上的一篇文章。最为重要的,还是在于文件中说明《纪要》是经过毛泽东“三次亲自修改”,是“林彪同志委托”,充分表明了江青的“后台”是何等之硬。

中共中央的批语,对《纪要》作了高度赞许:“这次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是—个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座谈会。经过毛主席三次亲自修改的座谈会纪要,对当前文艺战线上阶级斗争的许多根本问题,作了正确分析,提出了正确的方针、政策,是—个很好的、很重要的文件。中央完全同意这个文件。它不仅适合于军队,也适合于地方,适合于整个文艺战线。各级党委应当联系本地区、本部门文艺工作的实际情况,认真讨论,认真研究,贯彻执行。”

《纪要》为“文化大革命”的发动,作了舆论准备,说明了“文化”方面非来一个“大革命”不可。基于《纪要》对全国文艺界的“左”的估计,一场“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兴起。这场“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后来改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虽说后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远远超出了“文化”的范畴,但最初便出自于《纪要》。所谓“文革”,就是从《纪要》中提出的“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开始的。

江青以为,过去抓电影《武训传》、《红楼梦》研究的批判以至批《海瑞罢官》,“只是抓一些个别问题”,这一回,要“全盘的系统的抓起来”了!《纪要》,成了江青上台的“宣言”。虽说在《纪要》中,江青尚无任何头衔,只是“江青同志”罢了,只是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为了党的事业”,跟部队的同志“平等地进行交谈”;但,《纪要》的下达,表明江青要“出山”,即将担任要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