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人帮”兴亡2  兴风 --叶永烈著

第十一章 江、张、姚进入“中央文革”(4)

 

起草《五一六通知》

自从1949年10月1日的开国大典以来,每逢“五一“十一”,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典礼,在天安门城楼上主持仪式的,总是北京市市长彭真。1966年5月1日,这个“惯例”被打破了,在天安门城楼上竞见不到彭真的身影!这意味着彭真遭到了“麻烦”。彭真,果真遭到了“麻烦”:自从3三次批评彭真、批判《二月提纲》的讲话之后,4月1日,张春桥迅即写出了《对(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汇报提纲>的几点意见),给《提纲》罗列了三条“罪状”,朝彭真开了一炮。4月2日、5日,           戚本禹以及关锋、林杰那两篇批《海瑞罢官》“要害”的、“被彭真压两个半月‘的文章,公开见报,对中共北京市委的压力骤然增大了。

康生从上海飞回北京。康生从北京打长途电话到陕西给正在那里的邓小平:“主席要你赶紧回北京,主持政治局会议,下达撤销《二月提纲》的通知。”邓小平坐飞机赶回北京。4月9日至12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开会,康生传达了毛泽东在上海发布的“最高指示”。既然是毛泽东的意见,邓小平只得照办。于是,书记处决定向全党下达一个撤销《二月提纲》的通知。康生叫列席会议的王力起草一个通知。当时,王力是康生手下的笔杆子,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

据王力接受笔者采访时回忆,由他起草的《通知》,最初只有一句话:“中央于2月12日转发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现予撤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这一《通知》,送毛泽东审批。毛泽东见了,以领袖的高度说道:“通知不应是技术性的,而应当是理论性的。”也就是说,通知不只是告知全党撤销《二月提纲》,而是应当在通知中从理论的角度批判《二月提纲》。既然《通知》“应当是理论性的”,毛泽东指定由“理论家”陈伯达另外起草一个《通知》。

陈伯达以为王力“笔头快”,要王力一起写。这样,陈、王二人写出了《通知》的二稿。中共中央政治局再度开会讨论《通知》,彭真也在座,康生提出:“要加上一句,《二月提纲》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的文件!”彭真听了,苦笑道:“那好吧,说就说个够吧!”修改后的《通知》,再送杭州。毛泽东见了,仍不满意,以为太简单。毛泽东提议,搞个文件起草小组,在上海再起草,毛泽东提名陈伯达为组长,小组成员十人,即康生、江青、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吴冷西、尹达、穆欣、陈亚丁。

这个小组,人称“中央文件起草小组”。这时,35岁的姚文元,虽然写了批《海瑞罢官》的大块文章,但是尚未跨入中央,所以成员之中没有他。江青提议:“增加姚文元为组员。”组长陈伯达沉思了一下,说道:“恐怕不合适吧。姚文元的父亲姚蓬子是叛徒,很容易叫人抓住辫子!”关锋愕然——笔者采访关锋时,他回忆说,直到这时,他才知姚文元是姚蓬子之子,留下很深的印象。江青一听“老夫子”的话,生气了,说道:“我请示一下主席,由主席决定。”每逢这样关键的时候,江青总是要用“主席”来作为王牌打出去。第二天,“中央文件起草小组”会议刚开始,江青便宣布:“昨天我跟主席说了,主席同意了。”既然是主席同意了,谁还敢反对?于是,姚文元进入了“中央文件起草小组”。

4月16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彭真的问题,决定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也就在这一天,在上海,“中央文件起草小组”的成员们聚会于锦江饭店。组长陈伯达和组员康生去杭州开会了,小组便由江青主持,这个小组所起草的文件,亦即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出的《通知》这不是一般的通知.而是中共中央的极其重要文件——后来被称之为《五一六通知》!

刚刚完成《纪要》的江青,此刻居于异常显要的地位。起草小组每完成一稿,当即由张春桥派人送往杭州,直送毛泽东。毛泽东亲自修改。改毕,派人直送张春桥。此时,张春桥也成了显要人物,人们笑称他成了“秘书长”。在起草小组举行最后一次会议时,陈伯达、康生从杭州回来了。据王力回忆,这两位“大秀才”居然“这以前他们也不知道主席增改的地方”!4月24日,在杭州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基本通过了《通知》草稿,决定提交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

5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出席会议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以及有关负责人共76人,江青居然出现在这样的中共高层、核心会议上—尽管她连中央委员都不是!除了江青之外,张春桥、关锋、戚本禹,也都不是中央委员。这些大“左”派们,以“文件起草小组”成员的身份,出席会议。江青踏进会场,显得趾高气扬一因为28年前的“约法三章”,也正是由政治局作出的;如今,她居然可以出席政治局扩大会议,不能不说是她的莫大的胜利。

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却没有在会场露面,他仍在杭州。他已反反复复改定了《通知》,交会议通过就是了,用不着出席会议。主持会议的是刘少奇。他半个月前才从国外访问归来,对于急剧变化着的中国政局有点茫然。会上唱主角的是两个人:一是康生,向大会传达了毛泽东跟他在杭州三次谈话的内容,批判了彭真、陆定一;另一个则是“新星”张春桥,5月6日作了长篇发言,系统地介绍彭真、陆定一等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以后“对抗文化革命路线”的情况。彭真、陆定一成了会议攻击的主要目标。加上已经遭到批判的罗瑞卿,还有为所谓“窃听器事件”蒙冤的杨尚昆,变成了所谓“彭、罗、陆、杨反党集团”,遭到挞伐。彭真、罗瑞卿、陆定一都是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杨尚昆为候补书记,罗瑞卿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陆定一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杨尚昆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

据戚本禹回忆,《五一六通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时的情景是这样的:“先是主持会议的刘少奇请出席会议的政治局成员表决,未有反对意见。其后,刘少奇再向坐在后排的列席人员说,你们也表表态,这样,列席者也纷纷举手,算是出席、列席会议的人都‘一致通过,,但后者应不计人票数。”

《五一六通知》是“文革”的宣言书,是进行“文革”的纲领。历史学家已经把《通知》称之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通知》的通过之日-1966年5月16日,定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开始之日。主持会议的刘少奇,竟然并不知道《通知》中所说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在正睡在我们的身旁”,指的就是他!

《通知》中的这一段话,概括了进行“文革”的目标: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由于《五一六通知》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此“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一词也就从所有的报刊上消失了。5月18日上午,林彪面对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与会者,作了那次大念“政变经”的著名讲话。林彪摊牌了,诬陷彭真联合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搞政变,一手炮制了大冤案—-所谓“彭罗陆杨反党集团”。如果说,攻廖沫沙、批吴晗、揪邓拓是“文革”的序幕,那么清除“彭罗陆杨”则是“文革”开幕第一仗。从挖“三家村”的后台,抓出了彭真,由彭真牵连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姚文元为揭开“文革”序幕,立下了“汗马功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