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人帮”兴亡2  兴风 --叶永烈著

第十一章 江、张、姚进入“中央文革”(5)

 

江青出任“中央文革”第一副组长

“文革”,为江青在政治上的崛起,提供了最好的机会。她再度成为活跃的演员,只是如今她活跃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在《五一六通知》中,有这么一段话:“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这个新的“文化革命小组”,毛泽东指定陈伯达为组长,要陈伯达“组阁”。陈伯达知道“第一夫人”的分量,便跟江青商议名单,决定以原《五一六通知》起草小组作为基础,加以增删。原起草小组除陈伯达组长外,组员共十人:康生、江青、张春桥、关锋、戚本禹、吴冷‘西、尹达、穆欣、陈亚丁。内中陈亚丁换成了谢镗忠,因为陈亚丁是总政文化部副部长,而谢镗忠是部长。把陈亚丁列为组员,不列谢镗忠,不合适;倘两人都列入,则总政方面的人太多。因此,删陈亚丁,加入谢镗忠。

在组员之中,把康生列为顾问,江青、张春桥提为副组长。吴冷西被删去。此外,增加王任重、刘志坚为副组长。增加刘志坚,是因为他参与了《纪要》的起草。增加中共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除了因为王任重是省委书记中的“秀才”,写了不少杂文(常以笔名“龚同文”发表),而且由于他1966年1月24日在中共湖北省委常委会上关于政治挂帅的讲话,颇受毛泽东重视,于1966-4月10日经中共中央批发下达全党。

江青的目光,仔仔细细扫视着名单,发觉这一回又少了重要的“左”将姚文元。虽然陈伯达瞧不起姚文元,说他的父亲姚蓬子是叛徒,不过碍于江青的情面,还是让姚文元“忝居末座”——披级别,按资历,姚文元是最低最浅的一个。两“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和《评《三家村》》的发表,使姚文元连升三级,从《解放刚畏》的编委,一跃成为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然而,这个把别人的肋骨当作向上爬的阶梯的刀笔吏,还没有到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就任,便飞往北京,出任“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姚文元第一次成了“京官”。

“中央文革小组”名单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同意,报毛泽东批准。1966年5月28日,中共中央下达《关于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名单的通知》,全文如下:中央决定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领导之下。现将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名单通知你们。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 ,副组长: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组员:谢镗忠、尹达、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姚文元。华北、东北、西北、西南四大区参加的成员(四人)确定后,另行通知。

从此,江青有了一个重要的实职—一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这个小组,通常被人们简称为“中央文革小组“或者“中央文革”。在四个副组长之中,江青名列第一。但在中共中央的文件上,并无“第一副组长”之称。据陈伯达对笔者说,有一次“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和群众见面时,主持者逐一介绍,介绍到江青时说了句“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第一副组长江青同志”,由此也就传了开来。不过,她其实不只是“第一副组长”,连组长陈伯达都怕她三分。后来,她实际上成了“中央文革小组”说一不二的组长。

四个大区的成员,增补如下:郭影秋,中共北京市委文教书记(前任邓拓于1966年5月17日深夜自杀),代表中共中央华北局;郑季翘,中共吉林省委文教书记,代表中共中央东北局;杨植霖,中共青海省委第一书记,代表中共中央西北局;刘文珍,中共中央西南局宣传部部长,代表中共中央西南局。这四人工作仍在原单位,只是在“文革”初期前来北京,参与“中央文革小组”一些文件的起草。1966年8月2日,中共中央下达通知,全文只一句话:中央决定陶铸同志兼任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顾问,特此通知。这样,“中央文革小组”有了两名顾问,陶铸排名于康生之前。这样,“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增至18人。

据王力回忆:“‘中央文革小组’成立之初,既无机构,也无制度,向中央反映情况,陈伯达靠《光明日报》总编穆欣,穆欣靠《光明日报》的内部刊物。当时办公地点在钓鱼台16楼,就是最初起草文件的那个地方。穆欣当办公室主任,另有收发文件的机要秘书一人。”最初的“中央文革小组”,是个真正的“小组”,常务机构不过一个组长、一个办公室主任、一个秘书而已,何况组长、办公室主任还是兼职的:“中央文革小组”后来大大“膨胀”起来:机构膨胀、权力膨胀。那是在江青从南方回到北京之后。

1966年8月下旬,陈伯达患肺炎,发烧至摄氏40度,不得不住入北京三一医院。8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江青代理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职务的通知》,正式称江青为“第一副组长”。这一通知全文如下:“陈伯达同志因病经中央批准休息。在—陈伯达同志病假期间或今后离京外出工作期间,他所担任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职务,由第一副组长江青同志代理。”待陈伯达病愈出院,江青在“中央文革小组”的权力已大大膨胀,“代理组长”已成为“实权组长”。

在中共党史上,“中央文革小组”——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是一个空前绝后  1的怪物。在“文革”中,“中央文革小组”竟取中央书记处而代之。查遍中共80年的历  :史,唯有那十年非正常时期,才会有这般非正常的现象。江青这位“实权组长”手中的权力越来越大,跃为“中央首长”,成为仅次于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的人物—一虽然她的职务只是那么个“小组”的“第一副组长”而已。这是后话。

毛泽东坐镇杭州

《五一六通知》下达之后,彭真被停职(三个月后被撤职),北京乱得像开了锅:5月17日夜,邓拓自杀。5月23日,田家英自杀。5月25日,北京大学哲学系聂元梓、宋一秀、夏剑豸、杨克明、赵正义、高云鹏、李醒尘七人在校内贴出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5月29日,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学生首先揭起“红卫兵”之旗,声称“保卫毛主席”、“保卫红色江山”。

毛泽东却坐镇杭州。从1965年春开始,毛泽东不大在北京。他喜欢杭州,常住那里。不过,他行踪常变,难以料测:2月20日至26日,他在长沙。此后回北京。4月29日又来长沙,住23天。5月下旬,则兴致勃勃,来到江西井冈山,写下《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7月,当前国民党政府代“总统”李宗仁从海外归来时,毛泽东出现在北京,接见李宗仁。11月他巡视山东、安徽、江苏。12月上、中旬,他在上海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后,来到了杭州…。江青呢?来来往往于北京、上海之间,也曾几度去杭州,

毛泽东长时间不在报刊上露面。他在沉思着,在策划着发动一场政治大风暴。风暴终于猛烈地袭击着北京。这正是毛泽东所预期的。他坐镇杭州,密切关注着北京的动向。他天天看《人民日报》作为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对于正在来临的政治风暴,似乎缺乏应有的热情。毛泽东日益不满于《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眼下,毛泽东对于吴冷西的不满,相当于当年对于邓拓的不满。正因为这样,吴冷西的大名从“中央文革小组”的组员名单中删去。如今,发动“文革”,如同当年发动反右派一样,《人民日报》必须改变“四平八稳”、“不冷不热”的状态。

鉴于毛泽东对《人民日报》、对吴冷西的不满意,5月30日,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给毛泽东发去请示信:“拟组织临时工作组,在陈伯达同志直接领导下,到报社掌握报纸的每天版面,同时指导新华社和广播电台的对外新闻。”信,当天就到了毛泽东手里。毛泽东当天作了批示:“同意这样做”。一架专机急急从北京直飞杭州。从飞机上下来康生和陈伯达,两位“大秀才”给毛泽东带来了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专机又急急从杭州飞回北京。5月3 1日,陈伯达带领着临时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社。

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陈伯达授意、改定的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把《五一六通知》的精神捅了出去一正巧,九年前,同样是6月1日,毛泽东找吴冷西谈话,派他去人民日报社。6月2日,《人民日报》刊登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配发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人民日报》把“文革”之火点燃起来,北京一片混乱。刘少奇和邓小平在6月1日直飞杭州,请毛泽东尽快回京主持工作。毛泽东摇头。他“委托刘少奇、邓小平相机处理运动问题”。刘少奇、邓小平无奈,随即又飞回北京。

北京城头乱纷纷,毛泽东在杭州笃笃定定。6月10日,毛泽东在杭州会见越南主席胡志明,用这样一番话透露了正在中国发动的政治风暴:“中国现在也出现了修正主义,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都是你的朋友,也是我的朋友。北京市是个独立王国,谁也不能过问。这次是大大小小可能要整倒几百人、几千人,特别是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出版界、文艺界、大学、中学、小学。”

江青呢?她5月份在北京除了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之外,还出席了全军创作会议,看了68部国产的、与军队有关的影片。她居然说,内中好的只有7部,即《南征北战》《平原游击队》《战斗里成长》、《上甘岭》、《地道战》故事好,但线索粗了点。《分水岭》,复员军人还不够突出。《海鹰》有点小缺点,吉普车上吃苹果,有点吉普女郎的劲头,出征时唱“宁愿出征不愿在家盼断肠”,是小资产阶级情调。对此外的61部,江青挥舞大棒,骂声连连……。江青的几句话,便把电影界说成一团漆黑。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之后,江青来到了上海,她跟张春桥一起,起草了《文化部为彻底干净摘掉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黑线而斗争的请示报告》,称文艺界有一条“又长又粗又深又黑反毛泽东思想的黑线”,声言要对文艺界“犁庭扫院”、“彻底清洗”。这个报告,于6月 20日由中共中央转发全党,6月16日至18日,江青在上海锦江饭店小礼堂,召开了“中央文革小组”会议。松散的“中央文革小组”,这时才正式召开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