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人帮”兴亡2  兴风 --叶永烈著

第十一章 江、张、姚进入“中央文革”(7)

 

    江青点火于北京高校

    毛泽东在7月18日晚,已经回到了北京。焦头烂额的刘少奇,闻讯急急赶去,却被秘书挡驾——因为康生和陈伯达抢先一步,已在那里向毛泽东诉说刘少奇如何向各大学派工作组,阻止学生们起来造反。翌日,毛泽东才开始听取刘少奇的汇报,因为毛泽东不在北京期间,中央日常工作是由刘少奇主持的。听了刘少奇的汇报,毛泽东面露不悦之色,说了一番不悦之言:“回到北京后感到很难过,冷冷清清,有些学校大门都关起来了,甚至有人镇压学生运动。谁才镇压学生运动?只有北洋军阀!”“‘内外有别’是怕革命,大字报贴出来又盖起来,这种情况不能允许。这是方向错误,赶快扭转。把一切条条打个稀巴烂,给群众走框框不行。北京大学看到学生起来,定框框,美其名曰‘纳入正轨,,其实是纳入邪轨。”

    毛泽东一席严厉的批评,注定了刘少奇倒台的命运。紧接着,两天之后,江青从上海赶回北京。1966年11月28日,江青在首都文艺界大会上,说及了自己回京一事:毛主席是7月18日回到北京的,我是7月20日回到北京的。原来应该休息几天,但是听了陈伯达同志,康生同志,以及在京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同志们的意见,我就报告了毛主席。我感到需要立刻跟伯达同志、康生同志去看大字报,倾听革命师生的意见。事实同那些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坚持派工作队的人所说的完全相反……

    那阵子,江青频频前往北京大学,“点火于基层”。她在7月20日才回到北京,22日就和陈伯达等“中央文革小组”的“秀才”们出现最初,她的话不多,口气也还算不大。她7月22日首次在北京大学发表讲话,不过这么几句:党中央万岁!北大革命同学万岁!我也没有多少话要讲,因为我对情况不了解,我代表毛主席来看看你们,听听你们的意见,看看你们的大字报,因为情况不清楚,也没有什么话好讲,是不是请伯达同志讲讲。7月23日,江青二赴北大,话也不多,还算“谦虚”:革命同学们:我和陈伯达同志是来做小学生的,我和他一块来听同志们的意见,看一看你们的大字报。这样我们可以多懂得事,少犯点错误,跟同志们一块来搞文化大革命。我们是一块的,不是脱离你们,你们什么时候有意见叫我们来,我们立即来。现在我们了解还不够,还提不出什么具体意见。总之,一片大好形势,你们的革命热情是好的,干劲是好的,我们都站在你们革命派一边。革命是大熔炉,最能锻炼人。革命派跟我们在一块,谁不革命谁就走开,我们站在革命派一边。…我们一定把同志们的革命热情、革命干劲带给毛主席。

    翌日-7月24日,江青率“中央文革小组”出现在北京广播学院。这一回,她的调子明显地比前两日提高,声言“我要来放火”了:我们的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同志,曾到你们这里来讲过话。我刚从上海回来,我完全同意他们两位的意见。关锋、戚本禹、姚文元同志也同意,他们说是你们的学生,向你们学习,你们的革命热情是很好的,热情应该鼓起来,不应该泼冷水。我代表毛主席问候你们!毛主席很关心你们的革命事业。你们坚决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进行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也许你们很关心他的身体,他的身体很健康。你们的情况还要继续了解,要向你们学习。……你们的大门关得紧紧的,门口贴着条子:“XX不准进来!”比中南海还紧。我要来放火,我要提出抗议!如果你们不改,我就把你们的门涂成黑门!

    也就在这一天,在北京广播学院,“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当众把江青大大地吹了一番。这番话,迅速被印成传单、抄成大字报,为“树”江青起了不小的作用。当他用令人难以听懂的闽南“普通话”讲话时。由王力担任他的“翻译”现从当年的传单上,抄录陈伯达的话如下:最后讲一讲,诽谤中央负责同志的要驳斥,今天递的一个条子,就是诽谤江青同志的。江青同志是中央文革小组的第一副组长。江青同志是“九一八”事变后参加革命的,有三十五年的斗争历史。江青同志是我党的好党员,为党做了很多工作,从不抛头露面,全心全意地为党工作。她是毛主席的好战友,很多敌人都诽谤她。江青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京剧改革是文化大革命很重要的开端,外国人也承认这一点。好人赞扬这一点,坏人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而京剧革命这件事,江青同志是首创者。......

    追溯起来,《纪要》中林彪那几句话,可算是第一次“树”江青,但也只是说她“对文艺工作方面在政治上很强,在艺术上也是内行”。陈伯达这番话,对江青作了全面的歌颂,为江青上台吹响了喇叭。

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中央文革小组”原本是个松散的组织,这时,江青把“中央文革小组”“捏拢”了,变成了掌握实权、大权的组织。后来关锋、戚本禹也迁进钓鱼台。江青差不多天天在钓鱼台16号楼召开“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在江青的操纵下,“中央文革小组”这么个“小组”,一下子膨胀起来。她从军队里调来团以上干部一百多人,以“记者”名义派往全国各地,搜集各地动态,出版《快报》。这样,江青的“触角”便遍及全国,再不是1967年1月那样只有机要秘书一人的状态。

    “中央文革小组”本是个“小组”。江青在这“小组”之下,又设“文艺组”、“宣传组”等,分管各口,那势头是要把正在受到猛烈冲击的中共中央书记处的权力步步取代过来。“中央文革小组”成了“江记班子”。陈伯达虽然名义上是组长,实际权力已落入江青这位第一副组长手中。江青坐镇钓鱼台之后,很快就显示了她对中国政治的巨大影响力。那是1966年8月1日至12日,毛泽东在北京主持召开了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江青不是中共中央委员,但她以“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身份出席了会议。

    这是一次重要的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亦即“十六条”(初稿为“十五条”,刘志坚提出对军队的“文革”应列一条,于是成了“十六条”)。会上印发了毛泽东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o毛泽东称赞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毛泽东尖锐批评了自6月上旬起派工作组以来的“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毛泽东虽然没有点名,谁都明白,他所“炮打”的是刘少奇和邓小平!

    刘少奇本是中共党内仅次于毛泽东的“第二号人物”,此时成了毛泽东所称的“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毛泽东所写的《炮打司令部一我的一张大字报》,是1966年8月5日写的。最初,他写在一份1966年6月2日的《北京日报》上。那天的《北京日报》头版,转载了《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A毛泽东随手在社论左边的空白处,写了那张“大字报”(其实是“小字报”),无标题,末尾署“8月5日”。后来由毛泽东秘书徐业夫誊抄,毛泽东又作了若干修改,加上了标题。《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并没有以大字报形式张贴,而是作为会议文件印发。

    见到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姚文元紧跟,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贴出了一张题为《永远跟着毛主席前进》的大字报:“炮打司令部,指的是什么呢?就是用马列主义的炮打,毛泽东思想的炮打,打掉司令部里一切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反动路线……”姚文元的大字报,为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加了注释,说明了在当时成为新名词的“炮打司令部”的具体含义。

    刘少奇不再是“第二号人物”,林彪取代了他。于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名单重新排列。最初的名单是: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邓小平、陈伯达、刘少奇、康生、朱德、李富春、陈云、陶铸。江青不同意这样的排列。尽管她连中央委员都不是,她找了林彪,要把邓小平的名字往后推,改成: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陶铸。这样江青还不满意,又说:“‘老夫子’陈伯达压不住邓小平,把陶铸提上来!”这样,当政治局常委名单公开见报时,排列顺序变成了: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这张政治局常委名单顺序的一改再改,显示了江青的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