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人帮”兴亡2  兴风 --叶永烈著

第十二章上海冒出了“造反司令”王洪文(1)

 

王洪文“造反”生涯的起点

    1966年6月12日上午10时,上海国棉十七厂医务室旁,贴出一张气派非凡的大字报。大字报上方,贴着三条通栏大字标语:坚决打倒资产阶级反动权威!坚决打倒资本主义当权派!坚决挖掉修正主义老根!大字报的醒目标题是《剥开党委画皮看真相》。长长的大字报,共分三个部分:一、厂党委不抓阶级斗争;二、执行修正主义路线;三、把群众意见当耳边风。这便是号称上海国棉十七厂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

    那张“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1966年5月25日下午2时,出现在北京大学大膳厅东墙,标题为《宋硕、陆平、彭?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作者共七人,领衔者为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经毛泽东亲自批准,这张大字报于6月1日晚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新闻节目里向全国播出。翌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全文刊登了这张大字报,加上了耸人听闻的际题:《大字报揭穿一个大阴谋》同版,还配发了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于是,“文化大革命”这把火,点燃起来了。

    仿佛东施效颦,上海国棉十七厂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也来了个七人签名,领衔者便是王洪文。沸沸扬扬,那张大字报刚一贴出,上海国棉十七厂就轰动了。工人们挤在大字报前,想看一看王洪文怎样“剥开”党委的“画皮”……虽说那时候的王洪文,压根儿不认得聂元梓,然而当他从《人民日报》上读到“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便打心底里敬慕那个“造反女人”。在私下里,他在保卫科同科员孙一中、内勤董秋芳以及厂党委组织科档案管理员唐文兰一起,议论着如何“揭发”厂党委。6月11日下午,王洪文要唐文兰打开档案室的门。那是一个“闲人莫入”的地方。王洪文把房门关紧,躲在里面挥笔疾书,写出了那张《剥开党委画皮看真相》的大字报底稿。写罢,他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仿佛吐出了多年来积聚在心头的闷气、怨气、怒气。这张大字报咸了王洪文“造反”生涯的起点。

    “光是大字报,还不够劲儿。”王洪文又想出了新主意,“再来几条大字标语,造造声势!”于是,由王洪文口授,保卫科的另一个科员执笔,写了三条通栏大字标语。“坚决挖掉修正主义老根!”王洪文口授了第三条标语。可是,写标语的人却写成了“坚决挖掉修正主义根子”。“不行,写‘坚决挖掉修正主义根子’不行,口气太轻了。”王洪文振振有词地说道,“你们注意了没有?前几天《人民日报》的社论说前北京市委的修正主义路线是‘盘根错节’,那就不是一般的根子,而是‘老根’。我们厂党委的问题跟前北京市委一样严重,所以应该写‘坚决挖掉修正主义老根’!”经王洪文这么一解释,他的那六位“战友”才恍然大悟。

    虽说王洪文“做过工,种过田,打过仗”,集“工农兵”于一身,却从来不是一个好工人、好农民、好战士。然而,在“文化大革命”的“红色风暴”中,王洪文顿时空前地活跃起来,他敏感地意识到:出头的日子终于来到了!平常不读书、不看报的王洪文,一下子成了一个“学习模范”:他仔细钻研过江青化名“高炬”发表的文章《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反复琢磨过姚文元的《评“三家村”》,逐篇研究过《人民日报》自1966年6月1日以来发表的社论—一《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撕掉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遮羞布》《做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做资产阶级保皇派?》……仿佛有了灵犀似的,他的心跟那位“文化大革命”的“旗手”息息相通,一个蹩脚的保全工,成了一个善于观察政治行情的投机家。他,吃“技术饭”是门外汉,吃“政治饭”成了行家里手。

保卫科事件

    王洪文成了上海国棉十七厂的聂元梓,成了那里的风云人物。几十张、几百张大字报贴出来了,对王洪文进行反击。王洪文忽然“病了”。6月16日,他把一张病假单塞到了保卫科代科长王有富手里。外滩。上海最早的公园——黄浦公园。往日,那里是恋人们双双对对、花前月下的地方。如今,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日子里,卿卿我我也被扫荡殆尽。王洪文出现在冷清的黄浦公园里。他的几位共同揭竿而起的“亲密战友”也来了。自从“造反”以来,王洪文的定海路小屋每天夜里都成为他的“战友”们聚会之处。不再打扑克,不再下象棋,不再划酒拳,不再开“无轨电车”。他们秘密商量着怎样继续“炮轰”厂党委。小屋坐落在上海国棉十七厂咫尺之近的穷街,四周也住着厂里的工人。在小屋聚会已经引起邻居们的注意。于是,他们转移到外滩的黄浦公园。王洪文已经理所当然地成为几个“战友”之中的头头。

    经过一番计议,王洪文作出两项决定:第一,到中共上海市委和纺织局党委去告状;第二,继续写大字报揭发厂党委。请了“病假”去告状,毫无结果。王洪文拖着疲惫的双腿回到小屋,把心中的愤懑倾泻在横格本上。这一回,由王洪文起草,唐文兰在他家小屋抄写,完成了上海国棉十七厂的第二张“马列主义大字报”:6月  18日清早,一张长长的大字报在厂里贴出后,挤满了观看的工人。那醒目的标题:《再揭厂党委修正主义干部路线!》。“领衔作者”又是王洪文!上海国棉十七厂里的气氛骤然紧张。针锋相对,有人在王洪文的大字报旁边,贴出另一张引人注目的大字报:《向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王洪文猛烈开火!》

    顿时,王洪文成了上海国棉十七厂的“新闻人物”、“争议人物”,成为人们议论的中心。矛盾急剧激化,终于发生了“保卫科事件”。那是6月19日晚9时,厂党委副书记张鹤鸣路过保卫科门前时,发觉里面亮着灯光。最为奇怪的是,保卫科的门不仅里面锁着,而且门外还用一把挂锁反锁着。“这么晚了,是谁在里面?”张鹤鸣敲门,无人答应。保卫科是机要部门,敲门不开,显然不正常。张鹤鸣随即喊来了一些人,乒乒乓乓地敲门,依然无人答应。9时45分,终于把保卫科的一个工作人员找来。那门,便是他反锁的——原以为门外也用锁锁上,不会有人知道屋里有人。可是,从窗口射出的灯光,却“泄漏”了秘密。

    保卫科的门打开了。人们一拥而入,真相大白:王洪文和另两个人正在里面写大字报!双方紧张地对峙着。张鹤鸣发话了,批评王洪文:“保卫科是厂里的重要部门。你把门反锁,万一有事,里面的人出不来,外边的人进不去,谁负责?”王洪文不正面答复张鹤鸣的质问,转移了话题:“我们要写厂党委的大字报,你身为党委副书记,带人闯进来,分明压制民主,压制群众,压制革命行动!”唇枪舌剑,双方争吵起来。工人们见王洪文蛮不讲理,把他团团围住。激烈的争论声,惊动了厂部办公大楼。

    第二天,“保卫科事件”见诸大字报。批判王洪文的大字报,骤然增多了。王洪文呢,也用笔反击,贴出一张又一张大字报,指名道姓斥骂张鹤呜,口口声声称他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那时的上海国棉十七厂党委没有正书记,因此副书记张鹤鸣便是厂里的第一把手。在王洪文看来,要想夺取上海国棉十七厂的大权,张鹤鸣非打倒不可。不过,要打倒张鹤鸣亦非易事:一是张鹤鸣不过四十来岁,没有什么政治历史问题之类辫子可抓;二是张鹤鸣在工人中享有颇高的威信,一大批工人死保张鹤鸣。

    王洪文搅得上海国棉十七厂一片混乱,使这家九千人的大厂,成为上海纺织系统最,乱的一家工厂。为了使上海国棉十七厂能够维持正常的生产,1966年6月20日,上海纺织工业局党委决定,派出工作队进驻上海国棉十七厂。就在局工作队到达的翌日,王洪文以大字报表示“迎接”。那大字报的标题便是:《再揭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张鹤鸣入6月30EI,王洪文又在厂党委扩大会议上作长篇发言,“揭发”、“批判”张鹤鸣。

    在这最初的“造反”岁月里,王洪文显示了他的蛊惑力、煽动力和组织能力。他的定海路小屋,人来人往,像个茶馆一样热闹非凡。他从孤立之中挣脱出来。他的周围,有了一批支持者。他成了这群支持者的核心。“我们的目标,是打倒修正主义的厂党委!”王洪文一再向他的伙伴们强调这一点。从7月7日起,上海国棉十七厂的“造反”大字报迅速增加。据当年的该厂“大字报组”的统计:从7月7日至7月19日,全厂贴出批判厂党委的大字报达7525张!上海国棉十七厂是上海纺织系统第一个亮出造反旗号的工厂。眼下,厂里造反声势如此浩大,在上海数千家工厂之中,也“名列前茅”了。上海国棉十七厂的动向,引起了中共上海市委的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