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人帮”兴亡2  兴风 --叶永烈著

第十二章上海冒出了“造反司令”王洪文(2)

 

炮轰工作队

    上海国棉十七厂“骑”在杨树浦路上。路南、路北,耸立着上海国棉十七厂的厂房。1966年7月20日,路南、路北两扇大门旁边,都贴出了巨幅红色标语。这清楚地表明,一定有“红色喜讯”降临这家工厂。果真,那红纸上写着斗大的黑字:“热烈欢迎市委工作队来我厂领导文化大革命!”“热烈欢迎以施惠珍同志为首的市委工作队进驻我厂!”一彪人马,在一个留着短发的四十多岁的女队长的带领下,开进了上海国棉十七厂。数千工人聚集在厂里的礼堂。女队长登上主席台,她发表长长的关于如何进行文化大革命的讲话,一次又一次引述了中共上海市委的指示。

    她,施惠珍,当时的上海市总工会副主席。她带领着副队长张六吉、赵戈、焦凤麟,带领着从上海市纺织、公安、工会等各机关抽调的一百多名干部,组成了上海国棉十七厂新的领导核心。施惠珍是一个早在1938年入党的老党员。解放前,先是在上海从事学生运动工作,后来到沪西区私营棉纺厂从事工人运动工作。解放初,她是上海国棉五厂的党委书记。此后,她成为上海纺织工会副主席。从1958年起,调往上海市总工会。1964年起,出任上海市总工会副主席。

    中共上海市委挑选施惠珍担任进驻上海国棉十七厂的工作队长,显然经过仔细的考虑。她富有群众工作经验,对棉纺厂又熟悉,而与上海国棉十七厂没有什么人事瓜葛。施惠珍经历过一次又一次政治运动。虽说对于眼下这场文化大革命,她并不理解,但她凭借着以往的经验工作着——按党中央的指示办事,按中共上海市委的指示办事。还没有踏进国棉十七厂的厂门,施惠珍就听说了王洪文的名字,知道他是厂里不可忽视的一个人物。进厂之后,她就着手了解王洪文其人。

    万万料想不到,厂门口的红色标语还贴在那里,施惠珍在国棉十七厂还没有站稳脚跟,就在市委工作队进厂的第十天,一张大字报震动了全厂:《市委工作队滚回去!》施惠珍读着大字报,心中暗暗吃惊:工作队的内部会议,工作队的动态,大字报的作者怎么一清二楚?细细一检查,施惠珍这才发觉,自己用老经验办事,出了个不小的漏洞:在工作队领导之下,建立了“材料组”。这是一个要害部门,负责收集全厂运动的材料。施惠珍派了工作队员担任材料组组长,又从厂里的干部中抽调几个人作为组员。按照老规矩,理所当然抽调厂里原组织科、保卫科人员,其中包括唐文兰等。她新来乍到,不知道调来的人员之中,好几个是王洪文的密友。自然,工作队的一举一动,王洪文都清清楚楚。工作队还没有摸清王洪文的情况,王洪文却已摸清了工作队的情况。

    “走了个姓孙的,又来了个猴子!”王洪文在他的小屋里,向他的伙伴们作出自己的判断:市委工作队和厂党委是一路货,施惠珍跟张鹤鸣一个鼻7L出气!王洪文掉过了炮口,从猛轰厂党委转向炮打工作队。出现在上海国棉十七厂的异常动向,通过工作队迅速地向中共上海市委报告。当时,中共上海市委正忙着向上海重要的单位派驻工作组,听到上海国棉十七厂里发出反工作组的声音,当即引起了注意。

    上海与北京存在着“时间差”。在刘少奇的主持下,北京在6月3日派出第一个工作组——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进驻北京大学,取代原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陆平,领导那里的运动。刘少奇沿用的是“老经验”,土改派工作组,“三反”、“五反”派工作组,“四清”派工作组,自然,“文革”也派工作组。从6月8日起,北京出现反工作组的浪潮。7月19日,刚从外地回到北京的毛泽东,已明确地向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指出,“派工作组是错误的”。’而,北京的声音传到上海,并不那么快捷。正因为这样,就在毛泽东指出“派工作组是错误的第二天—-7月20日,施惠珍带领工作队进驻上海国棉十七厂。她压根儿不知道,工作组已经成了“处理品”!敏感的王洪文关注着来自北京的最新消息。贴出反工作组的大字报,使他又多了一份“造反”的资本。

“北京小将”鼓舞了王洪文

    在“文革”的大浪潮之中,大字标语的更换,比如今女人的时装的“推陈出新”更为迅速。上海国棉十七厂门口,贴出了崭新的对联:“大串连必需介绍信”,“斗批改全靠本单位”。横批是“请君留步”。没多久,旁边出现另一副对联:“干革命何需介绍信”,“砸大门欢迎红卫兵”。横批是“造反请进”。层出不穷的“新生事物”——“红卫兵”、“大串连”,导致了这样针锋相对的对联的诞生。

    北京,成了“文革”的中心。“红色电波”不时传来j匕京的“特大喜讯”,1966年8月18日,从北京传来了“特大喜讯”:百万群众聚集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文’化大革命大会”。在天安门城楼上,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中的红卫兵宋彬彬,把一只红卫兵袖章戴在毛泽东的左臂上。于是,各报以显著地位,刊登了毛泽东佩戴红卫兵袖章的照片。

    王洪文端详着毛泽东的照片,立即发出倡议:在上海国棉十七厂的民兵中,成立红卫兵组织。王洪文也报名参加红卫兵。他想,毛泽东都戴上了红卫兵袖章,他也应该弄个红卫兵袖章戴戴。不久,来了个文件,使王洪文颇为扫兴:年龄在30岁以下,才可以加入红卫兵。真不巧,王洪文31岁———超龄一岁,无法戴上红卫兵袖章。

    就在红卫兵运动席卷全国之后,又一“新生事物”诞生了一“大串连”。北京的红卫兵是“文革”的排头兵。1966年8月下旬,穿着没有领章的军装,佩着鲜红的袖章,戴着军帽,北京的红卫兵出现在酷暑的上海。上海人用惊奇的目光,注视着这些手中拿着红色语录的北京红卫兵,用尊敬的口气称之为“小将”。“小将”们也用惊奇的目光,注视着上海。他们迅速地发觉“时间差”:上海的“文革”,是那样的“冷冷清清”!北京各单位早已赶走了工作组,而上海各单位还在工作组领导之下进行“文革”。领导各工作组的,则是中共上海市委。

    外滩。挂着“中国共产党上海市委员会”白地红字牌子和“上海市人民政府”白地黑字牌子的庄严大厦,被北京清华大学红卫兵刷上一张具有爆炸性的大字报。标题:《给上海市委一记响亮的耳光》。署名:清华大学《送瘟神》战斗队。时间:1966-8月29日。大字报马上触动了上海市委敏感的神经。北京红卫兵被视为洪水猛兽。须知,在此之前,即便是上海的造反派,还未敢如此明日张胆地轰击上海市委。

    施惠珍接到来自上海市委的电话①,紧急抽调上海国棉十七厂700多名工人赶往上海市委,与其他工厂的工人们一起组成纠察队,提防着那批天不怕、地不怕的北京红卫兵。王洪文的注意力,也从厂里转向厂外。他也赶往上海市委。他不去当纠察,他去欢迎那些来自“红太阳”身边的红卫兵,欢迎他们来上海国棉十七厂串连。北京红卫兵在上海越闹越厉害。他们开始明白,外滩那幢挂着两块大牌子的大厦,是上海市委和市政府一般工作人员的办公楼,上海首脑们是坐在康平路的办公楼里。那儿门口,只是站着持枪的门卫,不见一块牌子。

    9月3日清早7时,康平路上聚集着数百名北京红卫兵。天上飘下雨滴,北京红卫兵全然不顾,放声高唱起当年的“流行歌曲”:“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造反有理’!‘造反有理’!”北京红卫兵们挥舞着红色语录,要求上海市委领导接见。上午10时,从上海市委传出消息,领导同意接见北京小将,但不能全体接见,只能与代表谈话。10时14分,二十多名北京红卫兵代表被允许通过由工人纠察队员们组成的人墙,走进上海市委。北京红卫兵们感到沮丧,出面接见的不是陈丕显,不是曹荻秋,而是中共上海市委常委、上海市总工会主席张琪。

    “我们要见陈丕显!我们要见曹获秋!”北京红卫兵们继续聚集在上海市委门前,不断地高呼着口号。雨中,北京红卫兵和上海工人纠察队员发生了激烈的争论。王洪文在一侧,倾听着双方的论战。尽管他明显地倾向北京红卫兵,但是他在这种场合,并不出头露面。针尖对麦芒。双方的论点,尖锐地对立着:“我们要见陈丕显、曹荻秋!”“上海市委首长要管理?千万人口的上海市,为什么要接见你们这几十个人、几百个人?”“我们要炮轰上海市委!”“上海市委跟北京市委一样,都是烂掉的!”“上海市委跟北京市委不一样,上海市委是革命的!”

    北京红卫兵越来越多。9月4日,聚集在上海市委门前的北京红卫兵,多达一千余人。北京红卫兵们批评上海市委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最明显的便是市委大楼前没有挂毛泽东画像。天真烂漫的“小将们”搬来毛泽东巨幅油画像,要挂在上海市委大楼上。这下子,老工人们不能不支持,机关工作人员们不能不支持,忙碌了好几个小时,总算把毛泽东画像高悬在上海市委大楼顶层。那张《我们老工人要讲话》的大字报,使上海国棉十七厂引起了北京红卫兵们的注意。北京红卫兵冲向上海国棉十七厂。在厂门口,他们被拦住了——因为他们没有介绍信。于是,在国棉十七厂门口,出现了两副截然不同的对联。于是,王洪文成了北京红卫兵的战友。北京红卫兵的“造反精神”,感染了他,鼓舞了他。

    从北京传来最新消息。9月7日,毛泽东在给林彪等的一封信中说:“……组织工农反学生,这样下去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似宜中央发一指示,不准各地这样做,然后再写一篇社论,劝工农不要干预学生运动。”毛泽东的意见,立即得到贯彻。9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了文件,指示各省、市党委不得组织工人、农民反学生。《人民日报》也发表了社论《工农群众和革命学生在毛泽东思想旗帜下团结起来》,明确指出:“学生起来闹革命,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指向一切牛鬼蛇神。他们的大方向始终没有错。……”北京红卫兵士气大振,纷纷建立驻沪联络站,喊出了“学生运动要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口号,杀向上海的工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