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人帮”兴亡2  兴风 --叶永烈著

第十二章上海冒出了“造反司令”王洪文(3)

 

带头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上海有着中国第三大岛—-崇明岛,那是人们熟知的。硕大的崇明岛,是长江口黄涛浊浪之中的砥柱。当年王洪文摸鱼捉蟹,便在崇明岛上。在黄浦江里,也有一岛,名叫复兴岛。说是岛,因为一条运河把它与杨树浦切开,四矿临水。复兴岛不大,岛上只有一条路一-共青路,只有一个公园一复兴岛公园。它地处上海东北角,远离喧闹的市中心,是个僻静的所在。它倒是王洪文常去的地方,因为走出上海国棉十七厂大门,向东,跨过定海桥,便是复兴岛了。

    1966年10月5日,星期三,是上海国棉十七厂的厂休日。王洪文出现在复兴岛公园里。他的四周,围坐着他的造反派战友,王洪文手里,拿着报纸。他在逐字逐句地琢磨着。眼下的他,已经真的在吃“政治饭"了。他非常注意北京发出的每一项战斗号令。这一天,王洪文和他的伙伴们在着力琢磨一个新的政治名词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那是五天前,中国的第二号人物林彪在庆祝国庆17周年大会上,提出了新的见解:“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两天前,富有权威性的中共中央理论刊物《红旗》第13期,发表题为《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的社论,又一次强调:“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要不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能不能贯彻执行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能不能正确进行广泛的斗批改的关键。在这里,不能采取折中主义。”

    全国各报登载了林彪讲话和《红旗》第13期社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一个从未见诸马列经典著作的新名词。时下如此强调“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显然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的战略部署”。王洪文的目光扫过报上一个个铅字,正在“吃透”着’北京新的号召。

    其实,关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词的来历,最清楚者莫过于当年“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关、戚”的那个“关”—-关锋。林彪的讲话,他参与起草。《红旗》第13期社论,亦出自关锋笔下。笔者于1988年3月,在北京访问了闭门幽居的关锋。据他解释,产生这一名词的背景是:1966年8月初,毛泽东在《炮打司令部》一文中,猛烈地抨击刘少奇“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毛泽东在这里所抨击的,是刘少奇派出工作组这一做法。顺着毛泽东《炮打司令部》这一思维,一种新的提法产生了:党内存在着“两个司令部”、“两条路线”的斗争。“两个司令部”的名称易定:“无产阶级司令部”和“资产阶级司令部”。

    “两条路线”呢?其中一条的名称,早已见诸报刊,即“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那么,与之对立的另一条路线,叫什么好呢?这下子,使“中央文革小组”的秀才们颇费脑筋。按照对偶的规则,最初提出来的,自然是“资产阶级反革命路线”,正好与“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相对应,不过,“反革命”是有着专门的政治含义的。“资产阶级反革命路线”一词,似乎火药味太浓了点,容易产生误解,即把执行这一路线的人都说成“反革命”。王力思索良久,加上两个字,变成“资产阶级反对革命的路线”。这么一来,固然区别于“反革命”,但是念起来十分拗口。林彪在1966年10月的中央工作会议的讲话中,用过这样的提法:“一条压制群众、反对革命的路线。,反复揣摩了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一文,关锋从其中的“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一句得到启示,提议改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关锋等为林彪起草国庆讲话及《红旗》第13期社论,用上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一名词,送毛泽东、林彪审阅,他们都画了圈。于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口号,便响彻中国大陆。

    坐在复兴岛上,手中拿着报纸,王洪文虽然并不明白“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词的来历,但是他已有着“高度”的“路线斗争觉悟”。如同大彻大悟一般,他说出了自己的“学习体会”:“过去,我反工作组,只是因为工作组要整我;现在,学习了林副主席讲话、《红旗》社论,我的觉悟大大提高了,我们要从路线斗争的高度,在厂里立即掀起一个批判工作组的高潮!”一张大字报的底稿,在复兴岛上拟就了。两天之后-10月7日,上海国棉十七厂里贴出王洪文等署名的长篇大字报,那标题颇有气派:《就目前形势谈看法》。大字报指出:“目前,我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出现的这种局面,曲折和阻力仍然来自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时也来自工作队某些人。…,.

    上海国棉十七厂的工人分化为两大派:一派保工作队,一派反工作队。厂礼堂里响起洪亮的声音。辩论会在那里一次又一次举行。保有保的理由,反有反的依据。每一个上台的人在发言之前,都要念一通毛主席语录。辩论会有时成了“语录战”。令人百思莫解的是,双方都把“最高指示”作为信条。就在大字报、大辩论乱哄哄之际,却不见王洪文的身影。据说,王洪文病了,托人交来了“病假单”。不过,令人奇怪的是,在定海路的小屋里,也不见他的踪迹。

    王洪文到哪里去了?他在干什么?10月11日,王洪文出现在厂医务室,要求厂医再给他开几天病假。“王洪文,你这几天到哪里去了?”一个工人当面质问王洪文。“你是保卫科的?你管得着?”“你在装病!你在骗病假单!”那位工人大声嚷嚷。“你是医生?你管得着?“我就是要管——你反对工作队!"“工作队执行资反路线,就是要反!”你一言,我一语,在医务室里展开了大辩论。辩论声惊动了四周,一百多个工人涌进了医务室。王洪文被围在当中。据王洪文回忆:“有人扯我的衣襟,我一还手,就打了起来。”王洪文不吃眼前亏,拔腿溜了。

王洪文第一次见到“红太阳”

    王洪文“失踪”了。入夜,仍不见王洪文回到定海路小屋。王洪文的许多伙伴,也“失踪”了。他们到哪里去了呢?一直到两天之后-10月 13日清早,上海国棉十七厂厂内大道旁,贴出了大字报《给全厂革命同志的一封信》,人们才知道王洪文一伙的行踪。《给全厂革命同志的一封信》是王洪文等15人联名签署的。这封信的底稿,迄今仍可从档案材料中查到:“亲爱的同志们、战友们:我们抱着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捍卫毛泽东思想、誓死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和必胜信念,暂时跟你们分别了。我们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中心、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身边——首都北京去了。……”哦,一连串写了四个“誓死”,原来他们学着北京红卫兵的样子,去“大串连”了!

    从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红卫兵以来,各地红卫兵涌向北京。毛泽东一次又一次登上天安门城楼,向红卫兵们挥手致意。王洪文也盼望着亲眼见到“红太阳”。无奈,他不是红卫兵。红卫兵们已经“停课闹革命”,要走就走。他毕竟要去厂里上班,不上班,就要被扣工资。他用十分羡慕的目光,送走了廖祖康①。作为厂里技校的学生,廖祖康佩戴着红卫兵袖章,到北京串连去了。10月10日,廖祖康带着一肚子的“北京消息”回来了。他说:“北京住满了前来串连的红卫兵,还有机关干部、工人……”“工人也能去?”“他们是上北京告状的!中央办公厅、国务院都设立了接待站,专门接待上京告状的机关干部、工人。”

    “北京消息”使王洪文下定了去北京的决心。当天晚上,王洪文秘密地来到唐文兰家中。那是王洪文难忘的夜晚:他的十几个伙伴,先后悄然来到那里。王洪文提出的三项建议,都顺利地得到通过。他曾说过,这三项建议,都是“历史性”的。头一条,王洪文以为,造反派必须建立自己的组织,才有力量。这一建议当即得到热烈的响应,伙伴们公推王洪文为头头,唐文兰为副手。王洪文为自己的组织,取了—个长达19个字的名字—一“誓死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战斗队”。如此冗长的名字.,表明王洪文实在“略输文采”。当这个名字在大字报上出现之后,群众不得不简称为“誓死队”,变得不伦不类。第二条,王洪文提议赴京上告,告厂党委的状,告工作队的状。当即有14个人表示愿与王洪文同上北京。第三条,以“誓死队”的名义,写一封《给全厂革命同志的一封信》。这一建议,当然全体通过。于是,王洪文口授,唐文兰笔录,当场写成这封信。大抵因为王洪文格外喜欢“誓死”的缘故,那封信一开头就来了四个“誓死”!

    在北京的那些日子,王洪文带着他的“誓死队”,简直马不停蹄。像朝圣似的,王洪文一伙前往北京大学“取经”。那是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诞生地。他渴求一见仰慕已久的聂元梓。她是他当时心目中的英雄。他的第一张大字报硬要凑齐七人签名,便是出于对聂元梓的效仿。不过,这时候的聂元梓,已是北京名声鼎沸的“造反英雄”,而他,仅仅是上海的一支小小的“誓死队”的头头,够不上聂元梓接见的资格!不过,北京大学校园里那铺天盖地的大字报,那雪花一样飘舞的传单,毕竟使王洪文一行大开眼界。出了北大,来到清华。密密麻麻的大字报,使他们目不暇接。京棉一厂、京棉二厂,也留下了王洪文串连的脚印。他向那里的造反派认真“取经”,因为比起北大和清华来,那里的经验更加适用于上海国棉十七厂。

    对于王洪文来说,北京之行最为难忘的日子是10月18日,他平生头一回亲眼见到了毛泽东!10月18日,这是毛泽东第五次接见红卫兵的日子。一大早,王洪文就挤进红卫兵的行列,久久盼望着“幸福时刻”的到来。夹杂在红卫兵队伍中的王洪文,也激情似沸。当年的他,也是千千万万个毛泽东的虔诚的崇拜者中的一个。他和红卫兵一样,在“红宝书”的扉页上写道:“1966年10月 18日下午1时2分,我在北京和平街上见到伟大领袖毛主席。毛主席身着军装,站在敞篷车上,离我只有十五公尺。这是我一生中永远难忘的最最幸福的时刻!”在见到毛泽东之后,王洪文跟着红卫兵们冲向电报局,排起长长的队伍。他学着当时的最流行的做法,给留在上海的“誓死队”队员发去电报:“我在18日下午l时20分见到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