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人帮”兴亡2  兴风 --叶永烈著

第十二章上海冒出了“造反司令”王洪文(4)

 

成为“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战斗队”头头

    “十天北京行,胜读十年书。”从10月14日到10月24日,王洪文在北京度过那10天,一下子接受了那么多最新信息,顿时大大提高了“政治觉悟”。背着一大包中央首长讲话传单,笔记本上记满北京大字报摘录,王洪文带领14名“誓死队”队员,挤上南去的列车。10月25日晚上8时,王洪文出现在上海北站月台,受到上海国棉十七厂的造反派们的热烈欢迎。王洪文选择这一时刻返回上海,是经过精心考虑的:因为10月 26日是星期三,厂休日,便于召集造反派开会,传达北京之行的“收获”。王洪文一见到留守上海的“誓死队”队员,便急切地问厂里的近况。哦,他离厂才十天,厂里发生了两桩大事。

    由于“誓死队”的主力前往北京,厂里的造反派重新组合,在18日拉起了一支新的战斗队,名曰“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战斗队”,选举了新头头。这支战斗队简称“永忠队”。许多“誓死队”队员加入了“永忠队”,“永忠队”的成立,促使厂里保工作队的工人们也成立自己的组织。10月24日,上海国棉十七厂“捍卫毛泽东思想委员会”在一片锣鼓声中宣告诞生,人们简称之为“捍卫会”。在“捍卫会”成立大会上,工作队队长施惠珍上台讲话,表示祝贺。上海国棉十七厂的工人,已明显地分裂为对立的两大派。一派宣称“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一派宣称“捍卫毛泽东思想”,可是一见面便吹胡子、瞪眼睛。

    情况紧急,王洪文顾不上回家,马上带领手下的核心成员,直奔强玲英家中,连夜开会。因为“永忠队”的成立,显然架空了王洪文,大大削弱了“誓死队”,这不能不使王洪文焦急万分。“我建议,明天下午召开‘誓死队’、‘永忠队’全体会议。”王洪文说道,“造反派本身,不能分为两支队伍。这样会影响造反派内部的团结。‘誓死队’和‘永忠队’应当合并……”“永忠队”的头头,答应了。第二天下午,“誓死队”、“永忠队”聚集在复兴岛公园。“团结才有力量。团结就是力量。我们的目标完全一致——造厂党委的反,造工作队的反。我们应当团结。‘誓死,和‘永忠’应当合并,捏成一个拳头打出去,这样才有力量……”王洪文富有鼓动性的话,赢得了一片掌声。

    “誓死队”和“永忠队”当场宣布合而为一。合并后,鉴于“誓死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战斗队”的名字实在太罗嗦,绝大多数队员赞成用“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战斗队”这一名称。虽然王洪文仍欣赏他的“誓死队”,到了这时也不再坚持了——因为重要的是他已达到了目的,他被公推为新的“永忠队”的头头。从此,他成了上海国棉十七厂的“造反领袖”。当选为头头之后,王洪文便从挎包中掏出刚从北京带来的传单。在他的眼里,这些传单仿佛成了中央文件似的。他不时地引述着传单上的话,那模样,如同引述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一般:“毛主席说过,工作组起坏作用,阻碍运动,应当统统驱逐之。”“康老说过,‘毛主席一个工作组也没派’。”“陈伯达同志指出,工作组是障碍物。”“江青同志在批判工作组时指出,要甩掉保姆,踢开绊脚石,自己解放自己,彻底革命。”

    真个是“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到北京去了10天,王洪文的水平仿佛猛然提高了。他接着说道:“在北京,工作组早已被扔进历史的垃圾堆。可是,在我们厂,还是工作队的天下。老保们成立‘捍卫毛泽东思想委员会’,其实是‘捍卫工作队委员会’!今天,我们成立‘永忠队’,我们的首要任务就是赶走工作队!”他的讲话,马上成为“永忠队”的行动指南。王洪文当即定下一系列炮轰工作队的计划。王洪文从北京回来才一天多,上海国棉十七厂里的火药味骤然变浓了。

    10月27日凌晨3时,“永忠队”便出动了。队员们手提浆糊桶,在厂的南、北大门口,都刷上大字标语,每一个字都有乒乓球桌面那么大:“火烧施惠珍,炮轰工作队!”在杨树浦路上,他们也刷出一条条大字标语:“彻底打倒以施惠珍为首的市委工作队执行资反路线!”每条大字标语末尾,都写着:“上海国棉十七厂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战斗队”。上午8时,当施惠珍刚刚来到工作队办公室,马上被一群“永忠队”队员包围。他们手中拿着《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战斗队宣言》,要求施惠珍签字,然后由厂广播台广播。施惠珍拒绝了。“永忠队”的队员们呼喊着口号:“打倒工作队!”“打倒施惠珍!”顿时,施惠珍成了批斗对象。“永忠队”队员们你一言、我一语,斥骂着施惠珍。直到“捍卫毛泽东思想委员会”的工人们闻声赶来,这才使施惠珍解围。

    上海国棉十七厂陷入一片混乱之中。1 1月1日,“永忠队”贴出了《工作队十大罪状》大字报,刷出“工作队靠边站”大字标语。1 1月4日,“永忠队”强占厂里“大字报管委会”办公室,夺走所有大字报底稿。紧接着,又强占厂广播台。施惠珍赶往广播台,受到“永忠队”的围攻,被“捍卫会”越窗救出。施惠珍刚刚离开那里,全厂的广播喇叭里,响起了《“永忠队”通令》:“从今天起,工作队靠边……”从北京回来一个多星期,王洪文领导着“永忠队”大闹上海国棉十七厂。他说:“我到北京见了世面,再也没有什么可怕的了!”他,不光把上海国棉十七厂搅得天翻地覆,而且开始冲出厂门,杀向社会了。

王洪文结识王秀珍

    1966年10月28日下午,王洪文和一位姓王的“永忠队”队员来到中共上海市委接待站的所在地,为的是向市委接待站告施惠珍的状,告工作队的状。“王秀珍!”与王洪文同去的姓王的队员,大声地朝一位30出头的女同志喊了一声。“老王!”那粗眉大眼的女同志一回头,答应了一声,王洪文以为是喊他。真巧,三“王”在那里碰面。“我来介绍一下,她是我的老同学,叫王秀珍,国棉三十厂的老造反;他是我们厂造反派头头,王洪文!”经姓王的队员这么一介绍,王洪文第一次与王秀珍握手,认识了。这一次偶然邂逅,竞使王秀珍从此成为王洪文忠实的造反盟友。

    1966年6月11日,编号为“1051”的大字报,在上海国棉三十厂卷起一阵狂飙。那标题锋芒毕露,寒光逼人:《厂党委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冷冷清清!》。这是上海国棉三十厂第一张造反大字报。作者质问厂党委:为什么捂阶级斗争的盖’子?为什么把厂里的“文革”运动搞得冷冷清清?“1051”号大字报,还分三个专题,批判厂党委:一、修正主义建党路线;二、修正主义干部路线;三、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态度。“1051”号大字报末,签着11个人的名字。列在首位的,便是“王秀珍”。与上海国棉十七厂“同步”,1966年7月20日,中共上海市委也向上海国棉三十厂派驻了工作队。

    工作队决定在该厂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与王洪文一样,王秀珍也投入了竞选“文革”主任的角逐。她没有王洪文那样的“十大罪状”。凭着她的苦出身、老劳模,省人民代表、中共党员,凭着她的口才和中专文化水平,她当上了上海国棉三十厂的“文革”主任。像她这样的造反派当上“文革”主任,在当时的上海是十分罕见的—-那时候的“文革”主任,几乎清一色的“保”字号人物。王秀珍扬眉吐气了————她成了一厂之“主”!

    不过,“文革”主任是在工作队的领导下工作的。王秀珍是桀骜不驯的造反派,她与工作队之间,不时发生尖锐的矛盾。王秀珍趁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际,举起了反工作队之旗。她从杨树浦赶往延安西路200号,为的是向上海市委接待站控告本厂工作队的种种“罪状”。不料,她遇上了当年上海纺织工业学校的老同学——也就是王洪文手下的那个姓王的队员,从而结识了王洪文。都是“老造反”,都是中共党员,都是纺织厂干部,都是东北人,这一连串的共同点,使王洪文和王秀珍一见如故。

    1 0月29日下午,王洪文来到了上海国棉三十厂。王秀珍把他迎入厂工会办公室。在那里,已有十六七个“造反派战士”聚集恭候了。这是王洪文平生头一回到外厂“作报告”。他眉飞色舞,滔滔不绝地讲述着北京最新消息:派工作组是刘少奇决定的,是错误的,是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王洪文也介绍了上海国棉十七厂的“造反经验”:建立造反派组织,与工作队对着干。王洪文一席话,在上海国棉三十厂点起了一把火。王秀珍不再当厂“文革”主任了,她召集全厂的造反派,成立了“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队”,

    1 1月4日,当王洪文在上海国棉十七厂策划“永忠队”从工作队手中夺取厂广播台和大字报管委会办公室的时候,王秀珍以“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队”的名义在上海国棉.三十厂贴出长篇大字报《一对宝贝——工作队和厂党委》当天,王秀珍领着“战斗队”进行了一番战斗:把工作队队长和厂党委负责人拉出去游街。这支“战斗队”一路上呼喊“造反”口号,从临青路到平凉路、隆昌路、长阳路。顿时,杨树浦工厂区轰动了。王洪文对王秀珍的“革命行动”表示“坚决支持”。

    也就在王洪文结识王秀珍的时候,一个穿着蓝色工作服的工人前往上海国棉十七厂向王洪文“取经”。此人名唤黄金海,乃是上海国棉三十一厂的车工、造反派头头,与王洪文同龄。上海国棉三十一厂是万人大厂,规模比上海国棉十七厂还大,坐落在杨树浦长阳路上,与上海国棉十七厂相距几站路而已。王洪文与黄金海挂上了串连之钩。“如今,我们*‘三点一线’,互相支援,共同造反。”王洪文对王秀珍、黄金海说道。王洪文所说的“三点”,即上海国棉十七厂、三十厂、三十一厂,“一线”也就是8路有轨电车——这“一线”把“三点”串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