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人帮”兴亡2  兴风 --叶永烈著

第十二章上海冒出了“造反司令”王洪文(5)

 

    与“首都红三司”挂钩

    在“永忠队”一次又一次猛烈的冲击下,市委工作队在上海国棉十七厂已经近乎靠边了。11月6日“永忠队”冲进施惠珍的办公室。大轰大嗡,施惠珍遭到了批斗。令人奇怪的是,在如此“热闹”的场面,却不见王洪文。王洪文哪里去了呢?他踏上那叮当叮当作响的8路有轨电车,穿过杨树浦工厂区,再从外滩向市中心前进,过了静安寺,终于来到愚园路的一幢小洋房。那里原本是资本家的房子。在扫“四旧”的时候,红卫兵的一纸“勒令”,便把房主赶走了。眼下,那里已成为“首都红三司”的驻沪联络站所在地。

    “首都红三司”,全称“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大抵是受毛泽东那篇《炮打司令部》的影响,原本是军事专有名词的“司令部”一词广为“外延”,红卫兵们既然是“兵”,也就把自己的组织称为“司令部”了。首都的红卫兵,本来只有一个“司令部”,骨干是高干子弟。不久,另一个“司令部”冒了出来,与高干子弟们抗衡。于是,便分为“一司”、“二司”。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三年级学生蒯大富在清华园里因反工作组打成反革命,平反后成为红卫兵中的“名人”,成为清华大学红卫兵组织“井冈山兵团”的首领。蒯大富不愿俯就“红一司”,也不愿加入“红二司”,他联合了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头头王大宾,另树一帜,自封“司令”,王大宾则成了“副司令”。为了区别于“红一司”、“红二司”,蒯大富的这支红卫兵队伍,便命名为“红三司”——“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

    大抵因为蒯大富名声颇大,他的“红三司”迅速扩大,许多原属“红一司”、“红二司”的红卫兵,也纷纷改换门庭,加入“红三司”。因此,“红三司”成为首都红卫兵中实力最强的“司令部”。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王大宾,在当时并称为“首都高校红卫兵五大领袖”。蒯大富仗着有康生、江青、张春桥做后台,不光称霸于北京,而且把自己的触角伸向全国。于是,“首都红三司驻沪联络站”的牌子,也就在上海愚园路上挂了出来。别以为红卫兵小小年纪,这么个“联络站”微不足道。这个“联络站”与“中央文革小组”之间,有着热线联系。北京红卫兵在上海大闹市委,就是这个“联络站”干的。

    1月5日——星期六晚7时半,上海一些工厂的造反派头头应邀来到上海愚园路3 1 1号“首都红三司驻沪联络站”,计议在翌日正式召开“上海工人串连交流经验会”。“光是串连、光是交流经验还不够,我们应当成立上海工人造反派的全市性组织!”有人这样提议,马上得到了热烈的响应。于是,你一言,我一语,补充着“上海工人串连交流经验会”出席者的名单,以求尽量把上海各厂的“老造反”请来,共商大事。就在这你一言、我一语之中,有人提到了上海国棉十七厂“永忠队”头头王洪文。就这样,在11月6日——星期日中午,王洪文远道赶去,前往出席“上海工人串连交流经验会”。

    会议决定成立“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出席会议的三十多人之中,除了王洪文是中共党员之外,只有另一个人自报“中共党员”,那便是岑麒麟。不过,他所在的八二二厂,是直属公安部的保密厂,连单位的电话号码、地址都保密,使他带有浓厚的神秘色彩——尽管他是技术员,又是“老造反”,各方面的条件并不比王洪文差。王洪文一下子掼出了三块当当作响的牌子:“中共党员”、“转业军人”、“保卫科干部”。王洪文的三块牌子,使他赢得了与会者的拥戴,被选人核心组。岑麒麟没有当选。王洪文成为核心组里唯一的中共党员,也就成了核心中的核心——“司令”。此后王洪文的发迹,便源于这次当上“造反司令”。

向曾荻秋下达“最后通牒”

    上海市区西南,15层的米黄色大厦,大门口高悬“衡山宾馆”四个大字。这座建于1936年的大型宾馆,坐落在衡山路上,与中共上海市委所在的康平路只相隔数百公尺。头发花白、年近六旬的曹荻秋,此刻正坐在衡山宾馆里。虽说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是陈丕显,但是因为他当时查出患鼻咽癌,处于休养之中,于是,曹荻秋站在第一线,他已经成为全市造反派炮轰的目标,便从康平路转移至此办公。

    秘书进来了,送来的不是中央文件,却是正在上海街头巷尾张贴的一份海报:我们上海工人革命造反队定于1966年11月9日(星期三)中午十二点正在文化广场举行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成立大会。会上将彻底批判和控诉上海市委压制革命运动、迫害革命群众的罪行,粉碎上海市委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们希望全市各工矿企业的革命造反派和革命群众支持我们,支援我们,积极参加大会,并热烈欢迎一切革命群众参加大会。我们通令上海市委以及各工矿企业的领导,不得用任何借口阻止、刁难革命造反派来参加这次大会,不准戴帽子、扣工资,不准挑动群众斗群众。违令者就造你们的反!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筹备组1966年11月7日

    这张海报的口气倒不小。一个尚未成立、还在筹备之中的群众组织,居然可以对上海市委下“通令”,而且“违令者就造你们的反”。曹荻秋查阅了中共中央关于工业交通企业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文件,上面写得清清楚楚:“坚守生产岗位,不要到厂外串连”,“不要成立跨行业的组织”。显然,“工总司”违反了中央的精神:曹荻秋给中共中央常务书记陶铸挂了长途电话,陶铸的答复也很明确:成立“工总司”是不适当的。

    11月8日上午,从康平路办公厅一“康办”打来电话,告诉曹荻秋,“工总司”代表已经来到那里,要求见他。“请刘冠同志接待他们。”曹荻秋答道。刘冠,中共上海市委办公厅副主任,按照曹荻秋的意见,出面接待了来访者。“我们要见曹荻秋!”来访者用咄咄逼人的口气说道。“我可以把你们的要求,转告荻秋同志。”刘冠回答道。“我们对上海市委提出三项严正要求。”这些穿蓝色工作服的来访者,口气跟那海报一样大。“你们说吧。”刘冠掏出工作笔记本,记下了他们的“三项严正要求”:一、上海市委必须承认“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二、曹荻秋必须参加9日的大会,接受批判;三、提供宣传工具。最后,来访者仿佛在那里提交最后通牒一般,说道:“限于今天下午2时前答复!”

    在这些“代表”走后,刘冠迅速把那“三项严正要求”转告住在衡山宾馆的曹荻秋。面对王洪文的挑战,中共上海市委主要负责同志开会研究了那“三项严正要求”,同意曹荻秋提出的对策——“三不”,即“不参加、不承认、不支持”。市委还通知全市各工厂,要求工人们坚守工作岗位,不要去参加“工总司”的成立大会。当时在北京的“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张春桥,还兼着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的职务。上海市委把有关决定打电话转告了张春桥,他也表示同意。“最后通牒”的时间-11月8日下午2时到了,上海市委仍没有答应“工总司”的“三项要求”。上海上空乌云密布,眼看着一场暴风雨就要来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