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人帮”兴亡2  兴风 --叶永烈著

第十三章:张春桥在安亭“发现”了王洪文 (2)

 

切断沪宁线二十小时

    陈伯达是个老秀才。毛泽东见了他,不称“伯达同志”,笑称“老夫子”。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他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安亭事件”爆发之后,上海市委几度向“中央文革小组”告急。“老夫子”戴着近视眼镜,看着上海市委的告急电报。“老夫子”马上找来副组长张春桥,因为有关上海事务,他必须听听这位副组长的意见。张春桥运笔如飞,拟就了一份电报草稿。“老夫子”过目之后,便以陈伯达、张春桥的名义,致电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三书记韩哲一:“立即会见工人同志,同他们好好商量,希望他们回沪,坚守生产岗位,有问题可以就地解决。有重要问题不能解决的,可以派代表去北京。”

    “中央文革小组”的电报,急速传到安亭。王洪文看了陈伯达、张春桥的电报,心情紧张万分。因为那份电报表明,“中央文革小组”并不支持“工总司”北上告状。他知道,一旦“中央文革小组”投了反对票,这意味着什么?紧接着,大批的电报纷至沓来。这些电报,大都是京沪线各车站发来的,有的是受堵的旅客发来的。每一份电报,都发出强烈的抗议声:“目前沪宁全线停车,是上海一小撮别有用心的政治扒手一手制造的。他们任意离开工作岗位,违反‘十六条’所规定的‘抓革命,促生产’的精神,在安亭闹事,破坏国家经济命脉,中断交通。这是一个重大的反革命政治事件,我们提出最强烈的抗议!”一份份电报,使王洪文触目惊心。尽管他把电报撕得粉碎,但是耳边仿佛响着一片抗议声。

    “首都红三司”的笔杆子起草了《安亭告急———告全国同胞书》,声称““工总司”是被上海市委逼得上京告状的,一切责任都应由上海市委承担……王洪文看了之后,这才略微定心,叮嘱道:“赶快用电话把稿子发到上海,请你们‘首都红三司’驻沪联络站连夜印发!”

    上海市委已经一次又一次派人前来安亭,要求“工总司”立即恢复交通。不少造反队员也意识到阻断交通的严重性,纷纷要求撤除障碍。“再这么干下去,‘工总司’真的会成了反革命!”许多老工人向“司令”提出了忠告。听说韩哲一要来安亭,王洪文终于决定放行14次列车。沪宁线大动脉被切断20小时21分之后,在1 1日上午8时23分,14次特别快车终于转动了车轮。通车后—个多小时,中共华东局书记韩哲一和上海市副市长李干成坐轿车来到安亭。“华东局和上海市委一鼻孔出气!我们还是要去北京告状!”王洪文听不进韩哲一劝他们回上海的话,仍然坚持北上,“就是走,我们也要走到北京!”

韩哲一规劝没有效果,只得与李干成回到上海。“走,我们走到北京去!”在“司令”的指挥下,造反队员们开始整队。“走到北京去?”两天两夜未曾安眠,许多造反队员困乏不堪,说道,“走回上海还差不多!”“走到北京去!”也有那么一批造反劲头十足的队员,坚决支持“司令”的决定。就在意见争执的关头,一纸电文自北京发来,震动了安亭。

陈伯达发发来急电

    “‘中央文革小组’来电报啦!”“陈伯达同志来电报啦!”11日中午,陈伯达发急电至安亭。陈伯达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又是“中央文革小组”组长,他的电报表达了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对于安亭事件的意见。显然,这是一份举足轻重的电报。据陈伯达告诉笔者①,告急电话最初是打到李富春那里。李富春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当时主管工交。倘若发生在安亭的交通中断事故、仅仅因为自然原因,如脱轨、相撞、地震、水灾等等,李富春亲自处理也就可以的。可是,这一回却是因为“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引起的,李富春不能不急告“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陈伯达当即给安亭发去一份急电。

    王洪文以急切的目光,看着陈伯达发来的电报--工人同志们:10日夜我们听说你们有几千人要求来北京。在安亭同铁路局争执不下,我们打了电报给华东局韩哲一同志,请他劝你们回上海,就地解决问题,以免影响本单位生产任务和京沪铁路运输。刚听到消息,有部分同志已经回去,这样做是很好的,很对,很对。据说有些工人同志,还是在车站不愿回去。我们认为工人闹文化革命是很需要的。但是必须牢牢记住毛主席、党中央再三强调的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坚持生产岗位,把生产搞好,完成国家计划。

    毛主席经常告诉我们,大道理管小道理,小道理服从大道理。搞好生产这是大道理。我们的国家是社会主义的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国家,全世界的一切人们都在注视着我们的活动,注视着我们经济发展的动态。工人同志是为我们祖国争光的先锋队,时时刻刻都不能忘记搞好生产这个大道理,如果你们不是在业余时间搞文化革命,而是中断生产、停止生产,那么你们的文化大革命也一定不会搞好。并且在停止生产的情况下,即使有多少道理,有这样那样的道理,有千条万条的道理也站不住脚了,因为你们忘记了最重要的大道理。

    工人同志们,我们的行动时时刻刻都要注意对社会、对国际的影响,时时刻刻要顾全大局,时时刻刻都要顾全整个工人阶级的大局。我们绝对不能因为一部分利益,因为有些人意气用事,而损害全国全局的利益,损害我们国家的威望,即使是小小的损害,也是不好的。事实上你们的这次行动,不单影响本单位的生产,而且大大影响全国的交通,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事件,希望你们现在立即改正,立即回到上海去,有问题就地解决,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张春桥同志立即会见你们,你们有意见可以同他当面商量。这是我们再三再三考虑才发出的电报。我热烈希望你们接受我们的意见,向你们致以最高的无产阶级敬礼!

    看罢电报,王洪文的脸色是惨白的。他几乎不相信这是陈伯达打来的电报!“会不会是上海市委伪造的?”他问包炮。“那口气,像陈伯达的。”包炮说,“我马上去挂长途电话到北京,问一问真假。”“问谁?”“问‘中央文革小组’!”包炮匆匆走了。

    在王洪文看来,陈伯达的电报出乎意外:这份电报,等于给了“工总司”一记耳光!电报不仅批评了“工总司”上京告状的行动,而且批评了“工总司”安亭拦车。领导“工总司”上京告状、安亭拦车的,不是别人,正是作为“司令”的他。他可以骂上海市委,骂华东局,但是他怎敢骂陈伯达,骂“中央文革小组”?陈伯达的电报还意味着,“工总司”即便能够上京告状,也不会有好结果。因为上京告状,向谁告?无非是向“中央文革小组”告状。陈伯达的电报,已经把“中央文革小组”的意思说得一清二楚。

    陈伯达的电报,像炸弹一样在安亭爆炸。“工总司”军心动摇。“刚听到消息,有部分同志已经回去,这样做是很好的,很对,很对。……”电报里的这些话,打动了许多造反队员的心。尤其是那些原先就主张回上海的队员,更是囔囔着要求回上海。上海市委动员各工厂,派出一大批空的大卡车,来到安亭。宣传车不断地念着陈伯达的电报,不断喊着口号:“欢迎工人同志回上海!”“抓革命,促生产!”“要回上海的,赶快上车!赶快上车!”

    “工总司”的队伍开始瓦解,好多造反队员爬上了大卡车。有的还站在车上大喊:“上来呀!上来呀!回上海去!回上海去!”“呸!叛徒!逃兵!”可耻!”也有一批“坚定分子”,唾骂着那些回上海的队员。“谁是叛徒?谁是逃兵?”车上的队员,与车下的“坚定分子”们争吵起来,人心更乱了。眼看着,“工总司”大势已去。

    王洪文心急似火。包炮终于跑来了。这位神秘而广有联系的人物,带来北京最新消息:“电报是中央的意见,以陈伯达的名义发来的。据说,如果以‘中共中央’或者‘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义发来,会对‘工总司,压力太大。正因为这样,上面有一句‘这是我们再三再三考虑才发出的电报’。”“这么说,电报是真的。”王洪文益发忧心忡忡。“张春桥马上要来!”包炮接着说道。“坐火车来?”“坐飞机来!”“马上召开核心组会议。”王洪文说道,“我们唯一的希望,寄托在与张春桥的谈判上!”

    核心组会议,作出了几项紧急决定:第一,包炮马上回上海,去迎接张春桥,向张春桥反映“工总司”的艰难处境和意见;第二,给南京发电报,要“副司令”潘国平马上赶来,参加谈判;第三,稳定军心,要队员们留在安亭,等待张春桥的到来。“工总司”的命运,捏在张春桥手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