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人帮”兴亡2  兴风 --叶永烈著

第十三章:张春桥在安亭“发现”了王洪文 (3)

 

张春桥从天而降

    1966年1 1月1 1日,在黧黑的夜色之中,在呜呜呼叫的寒风之中,一架军用专机穿云南来,从北京直飞上海。机舱里坐着张春桥。平生头一遭,他享受坐专机的待遇。望着脚下茫茫大地,犹如无涯的大海,在翻腾着黑色的浪潮。他的心中,忐忑不安,未知此行是否会覆舟灭顶于上海。在他急急动身之前,陈伯达作为“中央文革小组”组长,已于这天中午发急电到上海西北远郊、嘉定县内一个位于沪宁线上的铁路小站——安亭站,告知在那里拦截火车、中断交通、吵着要北上的一千名上海“造反派”工人:“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派张春桥同志即日回上海会见你们,你们有意见可以和他当面商量……”

    短短的一天多时间,安亭的知名度急剧上升。这个小站,一下子闻名全国,外电也纷纷报道:“上海爆发‘安亭事件’。沪宁线交通被‘造反派’工人在安亭切断……”浓云密布的夜空,没有一丝星光。对于张春桥来说,此行非同小可。诚如他后来所说:“处理安亭事件,要么立一大功,要么犯一大罪。”此刻,这位“狗头军师”正忧心忡仲,因为摆在他面前的,是一盘错综复杂的棋:“工总司”必须从安亭撤回上海,这是中央的意见,陈伯达的电报也是遵照这一意见发去的,他急急赶往上海,也是为了执行这一意见;可是,这么一来,等于证明上海市委是正确的,曹荻秋是正确的,而且很容易会使他处于“工总司”的对立面。

    张春桥处心积虑的,便是如何打倒上海市委,干掉陈丕显、曹荻秋。不把他们干掉,他无法取而代之,无法成为上海的一代新主。“工总司”是反陈、曹的一支劲旅,显然,利用这支力量是至关重要的。张春桥处于“三夹板”之中:中央、上海市委和“工总司”。所幸,他是一个比别人多一个心眼的人。他早已与“首都红三司”的那位蒯司令有了联系。通过“首都红三司”驻沪联络站,他不断获知关于“工总司”的种种内情。

    1 1日夜10时,在冷雨飘洒之中,张春桥的专机悄然降落在上海北郊的大场军用机场。这时,沪宁线刚刚恢复通车,受阻的大批列车仍未疏散,一长串一长串停在轨道上。张春桥披着咖啡色海虎绒领的军大衣,刚刚走下专机,两路人马已在停机坪前等候。上海市委的代表韩哲一抢先一步:“春桥同志,什么风把你吹来了?”张春桥淡然一笑:“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东风!”韩哲一紧接着说:“请上车,先到衡山宾馆,上海市委的领导同志向你汇报……”这时,另一路人马——“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驻沪联络站”的代表江涛也在机场等张春桥。

    “不,我不去衡山宾馆!”张春桥甩开了上海市委的代表。“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的“司令”是21岁的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三年级学生蒯大富。蒯“司令”那时已经与张春桥有了单线联系。张春桥把“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驻沪联络站”视为他可信赖的耳目。“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驻沪联络站的江涛,闪身上了张春桥的轿车,直奔安亭。向西,向西,轿车朝着安亭急驶。一路上,从江涛的嘴里,掏得了关于“工总司”和“安亭事件”的最准确的情报。张春桥向来是很重视情报的。兵书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张春桥确信这是古人经验之谈。

    轿车在凌晨驶入安亭上海无线电专用机械厂。一个拄着一根拐棍、穿着棉大衣的红卫兵,第一个跟张春桥握手。江涛介绍说,此人是“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驻沪联络站的包炮。包炮1940年出生于长春,而王洪文、王秀珍也都是长春人,所以特别讲得来。在筹备成立“工总司”的那些日子里,王洪文把包炮当成了自己的谋士。

    张春桥在细雨中刚刚下车,一个清瘦的穿了一身褪色军装、没有领章帽徽的年轻人,马上用雨伞遮住飘落在张春桥脸上的冷雨。“春桥同志,他就是王洪文。”经包炮这么一介绍,张春桥向那年轻人伸出了手。这是张春桥第一次与王洪文握手。于是,因搞“革命样板戏”而江张携手,因批《海瑞罢官》而江张姚结谊,这一回又因“安亭事件”增加了一个同伙—一一虽说四人结帮而左右中国政局是在好几年之后。

    一场全国瞩目的谈判,便在一家不大为人们所知的工厂—:—————一上海无线电专用机械厂楼上进行。谈判的一方,是足智多谋、久经沙场的“中央大员”张春桥。谈判的另一方,是能言善辩却乳臭未干的潘国平。王洪文在一旁坐着,不断地抽烟,只是专注地听着,不吭声。包炮居中,偶尔插几句,为张春桥帮腔。“伯达同志的电报,你们都看了。电报虽然是伯达同志以个人名义打来的,但是代表着‘中央文革小组’的声音,代表着党中央的声音,代表着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声音。”张春桥先发制人,在谈判桌上发动了强大的攻势,“我对你们的要求,那就是按照伯达同志的电报指示精神,立即带领造反队员,从安亭、从南京,撤回上海,有问题到上海去解决……”

    “到上海能解决问题吗?”潘国平毫不畏忌地反驳张春桥,“我们正是因为在上海不能解决问题,这才北上告状,这才被半途甩在安亭、南京。如果在上海能够解决问题,我们就不会在安亭拦截火车了!”“如果你们要北上告状,只能派少数代表。大队人马必须回上海‘抓革命,促生产’。”张春桥继续说道,“你们是‘工总司’的负责人,你们应该负起这个责任。”“正因为我们是‘工总司’的负责人,所以我们必须对‘工总司’全体造反队员负责!”潘国平毫不妥协地说道,“北上告状,是‘工总司’全体造反队员的意愿。派少数代表去北京,没有声势,是告不倒上海市委的!”

    面对着这么个“造反精神”十足的“副司令”,张春桥心里暗暗着急。因为如果“工总司”不撤回安亭和南京,那么他将无法回京复命。他不由得连连抽烟,把目光投向那个沉默不语的“司令”。“王洪文同志,你的意见呢?”张春桥间问道。“春桥同志,我拥护你的意见。‘工总司’应当撤回上海,就地闹革命!”,王洪文的话,张春桥的脸上泛起了笑容。“但是,有几个问题,要请春桥同志表个态。不然,我们难以说服队员,难以打消队员的顾虑。”王洪文到底比潘国平年长11岁,是个干部、党员,在政治上要成熟得多。潘国平代表王洪文向张春桥提出了五个问题一-这是包炮与王洪文、潘国平事先商量过的。

    第一,上海“工总司”是不是一个革命的合法的组织?第二,我们北上控告上海市委,是不是革命行动?第三,“安亭事件”的责任由谁来负?第四,能不能答应我们的要求——曹获秋作公开检查?第五,能不能给“工总司’提供工作方便?潘国平、王洪文提出的五个问题,张春桥一路上已经料想到了。他早巳打好主意:借助“工总司”之力,扳倒陈丕显、曹获秋,扳倒上海市委。正因为这样,他很痛快地支持了王洪文:“我认为,‘工总司’是革命的合法的组织,北上告状是革命的行动……”“口说无凭,写下来,你签字!”潘国平说道:“别开空头支票!”“你们先带领造反队员撤退。”张春桥说,“你们明天撤回上海,不,不,现在已是凌晨3点,应该说是今天了——你们今天撤回上海,明天我在上海文化广场,给你们签字!”“好,好。”王洪文站了起来,向张春桥伸过手来。这意味着谈判顺利结束。潘国平还在嘟嘟嚷嚷,嚷嚷着要继续北上。张春桥以亲切的口气对王洪文说:“你再做做小潘的工作!”第一次见面,第一回较量,王洪文便博得了张春桥的好感。

    安亭堆料场,站在木堆上,坐在602次列车车顶上,挤在吊车上,上千名造反队员在那里等侯张春桥的到来。在欢呼声中,张春桥开始讲话了。顿时,全场寂静无声,人们伸长脖子听着这“来自北京的声音”。说完一通开场白之后,张春桥言归正传。他掏出了陈伯达的电报,念了一遍,然后接着说:“伯达同志的电报,就是‘中央文革小组’的声音,就是党中央的声音,就是毛主席的声音……希望同志们尽快回上海,就地闹革命!”这时,会场上的热烈气氛迅速消退了,人群中出现骚动。就在这时,王洪文开腔了。他以“司令”的名义,大声地说道:一工总司’的战友们,同志们,张春桥同志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派来的亲人。春桥同志对我们的关心,就是毛主席对我们的关心。春桥同志对我们的支持,就是毛主席对我们的支持。春桥同志已经明确表态。。。…”

    张春桥马上插话说:“我认为,‘工总司’是革命的合法的组织,北上告状是革命的行动。你们是被上海市委逼到安亭来的!‘安亭事件’的责任,应当由上海市委来负。同志们,你们回到上海,回到自己的工厂,如果谁因为参加‘安亭事件’受到迫害,你们来找我张春桥,我为你们平反!”全场的情绪,顿时由冷转热,掌声再度响起。王洪文趁机发出了号召:“同志们,战友们,我们的目的已经达到,我们应当听春桥同志的话,马上返回上海!”张春桥也提高了声调,再一次表态:“这一次,我到上海来,中央文革小组告诉我,要我很好地向你们学习。你们这里有很多有才干的人,要我很好地依靠你们。我向大家保证,一定要把这件事情处理好。如果不处理好这个震动全国的‘安亭事件’,我绝不回北京!”

    在一片欢呼声中,张春桥结束了讲话。由于有王洪文与他唱“双簧”,使他的讲话大大增强了鼓动力。这是王洪文第一次与张春桥合作,再一次给张春桥留下好感。张春桥走了。王洪文和潘国平跳下了卡车,动员着造反队员返回上海。“王洪文右倾!王洪文出卖了‘工总司’!”王洪文受到了一群人的围攻。“工总司”的队伍分化了,分成了两部分:一部分愿意回上海,跟着王洪文走了;另一部分人仍坚持北上,“不到北京不回头”,上海铁路局装卸机械厂锻工谢鹏飞成了他们的头头,率队步行,沿着铁路,朝着苏州方向前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