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人帮”兴亡2  兴风 --叶永烈著

第十三章:张春桥在安亭“发现”了王洪文 (5)

 

毛泽东作了“终审判决”

    当日-11月13日下午,当张春桥在文化广场签署“五项要求”的时候,周宝林和耿金章率一千多造反队员步行抵达苏州。当张春桥离开文化广场,消息从苏州传来,使他大为不安:这一千多造反队员如果在苏州闹事,再来一个“苏州事件”的话,会把他从“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的宝座上掀下来!因为他已经说过,“安亭事件”是“革命行动”。照此类推,倘若这批造反队员在苏州拦车卧轨,也是“革命行动”。一旦“苏州事件”爆发,沪宁线再度中断,那严重后果显然只能由张春桥负责,再也无法朝华东局和上海市委身上推了。

    急急如律令。张春桥给王洪文打电话,请“王司令”同往苏州。古城苏州,虽说离上海不远,但是那时还没有像上海那样混乱,保持着往昔的平静,一千多上海工人造反队员涌入这座古城,顿时使古城也受到了“文革”浪潮的猛烈冲击。造反队员占领了几家澡堂,在一张张竹躺椅上歇脚,权且把那里充当“免费旅馆”。上海工人造反队员的到来,马上惊动了苏州市委。他们通知苏州铁路中学让出校舍,给上海工人造反队员安营扎寨。

    入夜,苏州市委忽然派人前来铁路中学传话:“请派一党员负责人前往苏州市委招待所,春桥同志接见!”虽说周宝林是“第一把手”,因为不是党员,不能去。全权代表自然是“第二把手”耿金章。头头们经过紧急磋商,由周宝林执笔,依据“工总司”在上海已由张春桥签订的“五项要求”作了一点修改,写在印着“苏州铁中”字样的绿色横格纸上,交给耿金章带去。耿金章坐上苏州市委派来的轿车,直奔苏州市委招待所。在小会议室,张春桥一身戎装,已经和王洪文一起坐在那里,等侯耿金章的到来。眼下,耿金章已把自己手下的一千多造反队员,称为“工总司苏州大队”。他已是这支队伍举足轻重的首领。张春桥与这位陌生的新首领握了握手。

    张春桥在询问了耿金章的个人情况之后,便转入正题。他的话,是耿金章事先料到的:“你们要听毛主席的话,就地闹革命—一回上海去。你是党员,要起带头作用。”耿金章掏出了周宝林写好的“五项要求”。张春桥一看,心里顿时轻松起来。那“五项要求”已经签过,如今不过重签一下罢了。他飞快地旋开自来水笔,签下了“张春桥,1966.  11.  14.于苏州”。耿金章收好了那张纸头,却又说道:“春桥同志,光是你签字还不行,还要请魏文伯和曹荻秋签字!”

    张春桥感到意外,问道:“为什么?”“因为其中有一条,‘这次所造成的后果全部由华东局、上海市委负完全责任’,必须有华东局和上海市委领导签字才有效。还有‘曹荻秋必须向群众作公开检查’这一条,也必须经曹荻秋签字才有效。要不,你替他签了,他赖账,不承认,那怎么办?”耿金章说得头头是道。王洪文在一侧听了,不由得一惊。张春桥那双眼珠子透过眼镜片,不由得从头到脚把耿金章打量了一番。他意识到,这位大队长不可小觑,并不那么容易对付。好在张春桥可以借耿金章来给魏文伯、曹荻秋施加压力,他又何乐而不为呢?他眨了眨三角眼,一口答应了:“我向华东局、上海市委转达你们的要求!”

    加在华东局、上海市委身上的压力,明显加重了。这不仅仅来自张春桥,来自“工总司”苏州大队,而是来自北京。1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在北京开会。陈伯达、江青向陶铸步步进逼,导致常委会同意了中央文革小组对“安亭事件”的处理。1月15日,“中央文革小组”王力给中共上海市委打了电话。电话是王一平接的。王力明确告知王一平:“‘中央文革小组’全权委托张春桥处理安亭事件。‘中央文革小组’同意张春桥签字的那‘五项要求’!”王一平接完电话,怒气冲冲道:“王力支持张春桥,支持那‘五项要求’,是放屁。要‘中央文革小组’的老爷自己下来处理问题吧!”王一平把来自北京的动态,急告曹荻秋。

    就在这一天,“工总司”苏州大队急电上海市委:“强烈要求把曹荻秋揪到苏州来!”就在这一天,上海交通大学“反到底”兵团和上海“炮打司令部”兵团的红卫兵大闹康平路,要求曹荻秋到苏州去“检讨”。“去就去!”曹荻秋和韩哲一坐上轿车,直奔苏州。耿金章拿出了一份重新写过的“五项要求”。“你签不签?”张春桥用咄咄逼人的口气问曹荻秋。“我不签!”曹荻秋坚决地回答道,“我不能承认‘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是革命的组织!我不能承认‘安亭事件’是革命行动!”“你不签,那你到苏州来干什么?”张春桥恶狠狠地问。“我来苏州,是准备让他们把我押到北京去!”曹荻秋正义凛然地回答。

    张春桥后来在1966年12月23日的讲话中,这么谈及:“在苏州那天,我和曹荻秋吵了两个小时。那时斗争很激烈。要他签字他不签。我说,你不签,我签!后来,他没办法,只好签了字。韩哲一也签了字。”于是,笔者在如今保存的档案中,见到了第三份手稿,即《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赴京控告队的五项要求入文末,签着“张春桥1966.  11.  15.于苏州”。在张春桥的签字旁边,签着曹荻秋、韩哲一的名字。“我保留意见!”曹荻秋签完字,仍声明道。“我也保留意见!”韩哲一同曹获秋一样,这样声明道。

    1 1月16日,张春桥在苏州对上海“工总司”部分工人发表谈话时,这样谈及陈伯达的电报:陈伯达写了那么一封信(即电报一引者注),讲了那么一番道理,现在说这封信是大毒草,是修正主义的,这些话我通通在电话中告诉了伯达同志……这个电报讲得不完全对,不适合情况,因为那时满脑子是交通,交通,交通,而对你们在文化大革命中遇到的问题不清楚……

    同志们提出的对伯达同志的批评,我刚才讲我已经告诉他了,在电话里交换了意见,他表示心里不安。他要我有机会的话告诉同志们,这封信写得太仓促了。伯达同志是个很革命的同志,是一个很虚心的同志。他说:“怎么办呢?想什么办法来弥补呢?”我讲:“现在已经造成这样的结果,请你想一想,既然那天很仓促,不要再来一个仓促的事情了。”伯达同志又说:“是不是写第三封信?”我说:“你如果要写的话,我赞成。再写一封信表示一下自己的观点,可以考虑一下,不要马上写,你想一下这个问题,索性把工厂文化革命问题能不能说得完全一些?”因为他现在正忙于调查工厂文化大革命情况,中央呢,也正在考虑这个问题,对伯达同志的批评已转告’了。今天我又听到一些意见,我还继续转告。我相信同志们会相信他。他一定能采取必要措施把那封信所造成的不好影响能够纠正……”

    消息飞快地传进了林彪的耳朵。据陈伯达对笔者说,林彪尖锐地批评了他:“大道理管小道理,这是毛主席说的,当然是对的。可是,你把生产当成了大道理,这完全错了。大道理是什么?大道理是革命!革命才是第一位的。革命管一切!”面对林彪的批评,陈伯达赶紧承认自己的电报写错了。陈伯达马上转为支持王洪文,支持张春桥在上海跟王洪文谈定的五项协议。

    张春桥在1966年1 1月16日的谈话中,也讲到这一过程:“我把五条协议以及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报告给他(注:指陈伯达)。这样中央文革小组就讨论我在文化广场所讲的五条。到了晚上,文革小组给我打电话来,我在文化广场对这个问题的判断,认为对这个问题的处理,认为是完全正确的,是应该这样做的。对你们的认识,你们的行动,作出了判断,是完全正确的。陈伯达同志,江青同志都参加了会议,他们认为我这样做是正确的……”张春桥签发的这“五项要求”的传单,飞快地传到了中共上海市委。

    显然,能在针尖对麦芒之间对双方作出裁决的,唯有毛泽东。11月16日,毛泽东召开了政治局会议,明确地表了态。毛泽东说:“可以先斩后奏,总是先右事实,后有概念。”毛泽东,对“安亭事件”作出了“终审判决”:支持张春桥处理“安亭事件”的“先斩后奏”。王力传达了毛泽东的“最新最高指示”。消息飞快地传到上海。张春桥笑了。他“先斩后奏”成功了!他对“安亭事件”的处理,得到了毛泽东的认可和支持。王洪文笑了。“最新最高指示”等于承认了“工总司”的“五项要求”。“工总司”胜利了!“王司令”胜利了!

    “安亭事件”成为张春桥和王洪文勾结的开始。陈伯达在晚年曾经这么回忆说:上海安亭事件,虽然当时王洪文等来北京未成,却造成了一个很大的消极作用,使张春桥获得同王洪文结合的机会,搞了一个所谓“一月风暴”,夺得上海的权力。随后张春桥又把王洪文引到北京。我有一回在大会堂,走路时碰到他们,张春桥介绍了一下。张春桥、王洪文在北京种种情况,我完全不知道。估计江青必然会同他见面。在九届二中全会一个比较大的批判我的会上,张春桥同王洪文坐得很近,我离他们不远,我听到张春桥轻声跟王洪文说道:“他(指我)那次给上海写的那张传单上,就是唯生产力论。”王洪文笑着点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