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人帮”兴亡2  兴风 --叶永烈著

第十三章:张春桥在安亭“发现”了王洪文 (6)

 

江青从北京调来“大炮”聂元梓

    张春桥在上海点起了一把火。火势熊熊,正在烧向陈丕显、曹荻秋、魏文伯。此时此际,张春桥却想滑脚了:第一,他只想“借刀杀人”,借助于王洪文干掉上海市委;第二,北京正处于大动荡之中,争夺在中央的地位比上海更重要。16日晚,在“最新最高指示”下达之后,张春桥给江青挂长途电话:“我想回北京了。”“我给你派一员女将到上海。她是一尊大炮,用她准能轰垮上海市委。”江青的语调,那么的洋洋得意。张春桥一转眼珠子,马上猜着了谜底:“是聂元梓吧?”“不错!”江青哈哈笑了起来。

    聂元梓,这个45岁的女人,在1966年6月1日晚上,通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无线电波,名震中国。此人原是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共党总支书记。她颇有点来历:17岁的时候,便在山西晋城的华北军政干校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进入延安,在那里结识康生之妻曹轶欧...... 1966年3月4日起,曹轶欧进驻北京大学,据说是搞“调查研究”。聂元梓因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 反过北京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陆平,与校党委结下深仇。

    曹轶欧与聂元梓一拍即合。在“曹大姐”的指点下,聂元梓联合六名老师,于5月25日在北京大学贴出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宋硕,中共北京市委大学部副部长;彭?云,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大字报经康生推荐给正在武汉的毛泽东。6月1日下午,毛泽东在长途电话中同意康生的建议,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这张大字报……于是,聂元梓这个普通的女人,一夜之间成为中国的新闻人物。6月2日,《人民日报》全文刊载了聂元梓等写的大字报,还配发了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此后,1966年8月5日,毛泽东在他那篇著名的《炮打司令部》一文中,称聂元梓等的大字报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聂元梓名声鼎沸了!

    江青和张春桥决定对上海采用“北京模式”。攻下中共北京市委这“堡垒”,从北京大学轰开局面。看来,要把华东师大当作上海的“北京大学”,把常溪萍当作“陆平”而“放炮”的依然是聂元梓。聂元梓来沪之前,忽地“失踪”了几天。那阵子,她叱咤风云,每天有许多“左派”围着她团团转。可是,她突然不知去向,在北京大学校园里消失了。直到1977年9月19日,聂元梓在由北京大学保卫部监管审查期间,这才交代了其中的奥秘:“……我正在考虑串连的时候,突然一天晚上,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W打电话来,说江青为了你的安全,要我们接你离开家里,到另一个地方去。我不同意,认为没有必要。w说:这是江青给我们的任务,我们一定要接你去。我问发生什么情况了?为什么一定要我离开?W说他也不知道,只是指示他要接我住在另一个地方,并把我认为最重要的材料带上,以免在家里丢失。还说希望我也一定执行江青的指示。这样,我被接到中央文革小组对外不开放的一个地方(花园街X号)。到这里后,住了三四天……”

    就这样,在北京大学传出了聂元梓“失踪”的消息。聂元梓所说的“花园街X号“,也就是花园街一号,“中央文革小组”记者站所在地。又据王力回忆,保护聂元梓的指令来自毛泽东、江青:聂元梓的事是我经手办的,我比较清楚,那时我兼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主任。11月中旬有一天,江青突然到我那里,说得到可靠情报,有人要绑架聂元梓,而且时间就在今天夜里。她说她报告了主席,主席的意思要立刻找到聂元梓,让中央文革小组把她保护起来。江青给我这个任务,我马上请王广宇,要他立即找到聂元梓。他说找不到,我叫他开车到处找,一定要找到。王广宇很晚才找到聂元梓,安排她住快报组(花园村)。下半夜我和徐学增到花园村找到聂元梓,传达江青的意见,叫她住着休息几天,不必出面,有事可打电话。……

    在花园街一号,决定了聂元梓的上海之行。软卧车票送到了她的手中。张春桥打电话,关照了上海的中共中央华东局。聂元梓交代说:“在一两天之内,动身赴上海了。临走前,王力来看我,说了些恭维话,又谈到去上海串连的问题。他说可以介绍我们认识上海记者站的负责人,请他帮助我们介绍、了解上海的一些情况。我问了王力,如果我们有事或有重要情况需要向中央文革小组汇报时,怎么写法?王力说,交给记者就可以了……”哦,原来聂元梓是江青手中的一颗棋子,如今杀到上海,矛头所向,直指常溪萍。1966年11月20日,13次北京至上海特别快车旋风般驶入上海北站。

    当天,在“中央文革小组”驻沪记者站的小楼上,张春桥和聂元梓由甄某安排了秘密会见。聂元梓提出“打倒曹荻秋”的口号,问张春桥可不可以?张春桥说可以。“从常溪萍身上,炸开上海市委的缺口!”张春桥向聂元梓交代了战略:“你要深入常溪萍的老窝——华东师大,在那里放一把火!”张春桥思索了一下,补充道:“在上海,你必须跟王洪文见一次面。你只有依靠‘工总司’的力量,才能在上海打胜仗……”

    对于王洪文来说,1966年1 1月21日,是个不平常的日子——他终于见到了他所崇拜的一个女人。王洪文从写第一张大字报起,就模仿着她;到北京串连,也特地赶到北京大学,期望着见一见她。无奈,作为上海一家工厂的小小的造反队队长,在一个月以前,还不在她的眼中。“久仰大名!久仰大名!”王洪文见了她,说的并非客套话,因为他确实对她“久仰”。“哦,王‘司令’,认识你很高兴。”聂元梓一见面,便放炮了,“你们‘工总司’怎么只知道轰曹老头儿,不轰常溪萍?”“就等你这门大炮来轰常溪萍啦!”王洪文道。“你们上海的‘文革’,有一个很大的缺点。”聂元梓直言不讳。“什么缺点?”王洪文连忙问道。“你们工人造反派对学生运动重视不够!”聂元梓指点道,“你们应当联合上海的红卫兵,结成‘统一战线’,共同作战。这样,你们才会更有力量!”“行。”王洪文点头道,“我们明天就和红卫兵联合召开大会,请你点火!”“一言为定!聂元梓爽快地说道。

    应王洪文之邀,她当天出席了上海造反派在文化广场召开的“批判上海市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她在大会上的讲话,清清楚楚地印在次日出版的《师大简讯》上。她说来沪的目的是:“揪出出卖北大社教运动的大叛徒、大刽子手常溪萍,代表新北大全体革命师生来和他算账。常溪萍的问题上下都有根子,上面的根子是邓小平、彭真,下面的根子是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

    1 1月22日,“工总司”和“红革会”(全称是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上三司”(全称为上海市红卫兵革命造反第三司令部)、“炮司”等上海红卫兵组织在静安区体育馆联合召开大会。不可一世的女人——聂元梓出现在主席台时,体育馆里响起狂热的掌声。在人们的眼里,她仿佛是“中央首长”一般。当人们撖避。真真i讲话时,她马上走向话筒前,作了一番指点:“上海的运动,从安亭事件开始,有了起色。原先太‘温’了。不过,就现在的情况来说,也还是不能令人满意的。第一,工人运动必须紧紧地和学生运动相结合;第二,必须集中力量打倒上海市委,首先是打倒常溪萍!”难怪,这次会议之后,聂元梓在上海博得一个雅号,曰“保姆”!她那讲话的神态,她那讲话的口气,确实像一个保姆在那里数落着、开导着不懂事的孩子。

    “如果我们要罢陈丕显、曹荻秋的官,中央同意吗?”会场里,居然有人提出如此这般的问题,把她当成了“中央”。聂元梓大言不惭,竟然也就以“中央”的身份,加以答复:“现在的罢官,不是由中央来罢免,而是先由群众提出来。中央要罢谁的官,有这个意思,但不能讲出来。群众提出来了,中央就按照群众的要求,罢他的官。你们要罢陈丕显、曹荻秋的官,那就集中力量炮轰上海市委,打倒上海市委。中央会支持你们的!”“保姆”的这番话,使上海的造反派茅塞顿开。

    11月24日,在上海市中心的友谊电影院里,张春桥向上海的造反派讲话时,点了常溪萍的名:“我一到北京,第一次到北京大学开群众大会,他们给我送来了大字报。常溪萍在北大问题很严重,这个我知道。但详细情况我不清楚。大字报是我接过来的。我才明白,常溪萍在北大社教工作中,犯下那么严重的罪行……”这是“导演”在提示,这是阴谋家在煽动。一席言毕,张春桥不见踪影。他出现在机场,飞向北京了。

    就在他离开上海的第二天---11月25日,上海文化广场挤满了红卫兵。本来,这天是召开“上海市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成立大会。聂元梓建议,。在战火中诞生”。于是,成立大会改名为“批斗常溪萍,炮轰上海市委”大会。聂元梓和王洪文肩并肩坐在主席台上。叽叽喳喳的“喧宾’——聂元梓,反客为主,在大会上作了长篇讲话:“上海乱了几次,但是还没有真正乱起来。这一次我到上海来,就是要上海大乱。乱,就是革命。乱而后治。不乱,就无法革命。现在,上海正在乱起来。这乱,乱得好。要继续乱下去,大乱特乱。要乱掉上海市委的阵脚,要乱出个红彤彤的新上海!”聂元梓在说了这番“乱论”之后,指着被迫到会的曹荻秋,骂骂咧咧起来:“上海市委是什么东西?上海市委跟以彭真为首的北京市委是一路货,都是反革命的!上海市委执行了一条不折不扣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打倒上海市委,打倒曹荻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