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人帮”兴亡2  兴风 --叶永烈著

第十三章:张春桥在安亭“发现”了王洪文 (8)

 

张、姚为“工总司”撑腰

    就在曹荻秋签字的翌日-1966年12月1 1日下午,离南京路不远的上海人民广场上,红旗飞舞,人声鼎沸。 60万人拥立在那里,内中十有七八戴着“工总司”袖章。王洪文披着海虎绒领的军大衣,双手叉腰,一派“司令”风度,只差胸前挂副望远镜、腰间别一支手枪了。他迈着胜利者那种阔步登上主席台。主席台上方,高悬红色横幅,写着“迎头痛击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大会”。曹荻秋又被拉来批判,又一次当场签字。这一回,是在“工总司”关于要求出版《工人造反报》的纸条上签字。从此,“王司令”手中有了舆论工具。《工人造反报》成了“工总司”的“机关报”,发行量上百万份。它一降生,那《创刊词》就充满杀气腾腾的声音: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是在压迫、围攻中经过血的洗礼诞生的。它从诞生的第一天起就高高擎起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的大旗,代表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上海工人阶级革命的大方向。以曹荻秋为代表的顽固地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上海市委,正在策划新的阴谋,组织新的反扑。继安亭事件之后,上海市委又一手制造了《解放日报》流血惨案,……真正的革命造反派紧密地联合起来,高度警惕上海市委的分裂阴谋,我们要团结一致,集中目标,万炮齐轰以曹荻秋为代表的上海市委!

    我们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全体造反队员,向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发出最严重的警告:我们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林彪副主席,誓死保卫中央文革小组。谁要反对毛主席和林彪副主席,我们就砸烂他的狗头!攻击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就是炮轰无产阶级司令部!挑动群众斗群众制造流血事件就是反革命,我们要坚决镇压,坚决对他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有言在先,勿谓言之不预也。……

    不过,就在王洪文日益得意之际,“赤卫队”的势力也在不断扩大,成为“工总司”的劲敌。王洪文手中有《工人造反报》,“赤卫队”手里有《革命战斗快报》(原拟报名为《工人赤卫报》)。《革命战斗快报》由《解放日报》印刷厂排印,发行数十万份。“赤卫队”发表声明,不承认“红革会”的“三项要求”和“工总司”的“四项要求”。邮电工人中,有许多人是“赤卫队”队员。奉“赤卫队”总部之命,这些邮电工人拒绝在《解放日报》中央送《红卫战报》。戴着“工总司”袖章的工人和戴着“赤卫队”袖章的工人在街头相遇,你白我一眼,我瞪你一眼。你刚刚贴好“工总司”传单,我马上把一张“赤卫队”通告贴在了上面。上海工人分为两大阵营。几乎每一家工厂,都有“工总司”分队和“赤卫队”分队。

    王洪文意识到不吃掉“赤卫队”,“工总司”站不稳脚跟。张春桥、姚文元给王洪文撑了腰。据《工人造反报》所载《张春桥同志姚文元同志接见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赴京代表团讲话纪要》,清楚地表明,张春桥、姚文元已成为“工总司”的后台-地点:北京政协礼堂。参加人员: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赴京代表团共二十人。时间:1966年12月6日晚十时三十分至凌晨一时十五分。张春桥:上海国棉十七厂情况如何?他们打了几个电报叫我回去检查。代表:上海国棉十七厂里成立了赤卫队,游行时大叫要“造张春桥的反”,“抗议张春桥在上海执行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上海国棉十七厂派了十七个赤卫队代表到了北京,还讲总理已经接见了他们。张春桥:这个我知道。总理单独接见他们是不可能的,那是前两天的接见大会,不是单独接见。游行我不知道。他们连打了三次电报叫我回去检查,否则一切后果由我负责。

    代表:他们25日下午就筹备起来。还提出了这样的三个观点一一、要罢张春桥的官;二、收回“双五条”,宣布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是反革命组织;三、炮轰上海市委。张春桥:赤卫队有多少人?代表:大约有四十万人(这里,“工总司”代表故意少说“赤卫队”的人数——一引者注)。他们有四十多人到北京,住在左家庄。张春桥:他们来了,怎么没有找我?代表:他们是来找总理告你的!姚文元:来告?我们也不怕!代表:当前运动可能有大反复,“中央文革小组”处境也很为难。张春桥:(笑)不要估计得太高,你们不要替我们担心。姚文元:不要把问题看得太严重。代表:有人说,要挖掉毛主席身边的定时炸弹!张春桥:有林彪同志,还不能保卫毛主席?代表:我们用总司令部的名字好不好?张春桥:我们国家是武装斗争起家的,大家喜欢用这种名字。名称没什么关系。姚文元:协会形式怎么样?代表:不能,群众对司令部这个名字有感情了,改了群众有意见。

    张春桥:现在大家都用“红”字,情况很复杂。有人利用文化大革命摘搞复辟活动,也有些人抓着生产来进攻。革命搞不好,生产怎么能搞好呢?生产搞得再好,国家还是要变颜色。现在我跟你们这个司令部有共同的利益了。我没想到他们会有这么多人打电报要我回去作检查。近来我收到控诉我的、骂我的信特别多。当然我不怕。现在有人要炮打“中央文革小组”,要解散“中央文革小组”。……

    张春桥、姚文元的“接见”,给王洪文打了气。《工人造反报》发出欢呼:“这次接见使我们深深感到,张春桥同志是支持革命造反派的,中央文革小组、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都是坚决支持我们革命造反派的。”“工总司”与“赤卫队”两军对垒。一个受张春桥、姚文元支持;一个受陈丕显、曹荻秋支持。一个大喊“打倒曹荻秋”,—个高呼“火烧张春桥”。一场新的大拼搏,眼看着要在上海展开……

两军对垒争夺上海

    “工总司“与“赤卫队”原本旗鼓相当。但1966年12月18日,天平猛然倾斜,倒向了“工总司”一边。那是“机关炮”响了,剧烈地震撼着上海。“机关炮”是在上海市委机关里射出来的。一份以《机关炮》命名的小报创刊了,上面印着一个新冒出来的造反组织的名字:“上海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宣传组编印。大抵秀才们跟工人、红卫兵气质不同,不习惯于什么“司令部”之类,于是便取名为“联络站”。这个“联络站”的骨干力量,是原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组以及《支部生活》编辑部,头头乃徐景贤(原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组支部书记)、王承龙(原《支部生活》造反队负责人)、郭仁杰(原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组支部副书记)。

    自“文革”以来,曹荻秋的种种“检查”,是徐景贤代为捉)(J的。张春桥、姚文元策反上海市委的笔杆子们。从11月28日起,这种暗中的联系,已在姚文元和徐景贤之间不断用长途电话进行。王洪文所率“工总司”只能在外面攻打上海市委,久攻难克。“联络站”揭起造反大旗,来了个里应外合,内外夹攻,中心开花,后院起火,顿时使上海市委的根基摇晃,分崩离析。

    1 2月1 8日下午,“上海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第一次在上海公开亮相——在文化广场(那时已改名为“文化革命广场”)召开万人参加的“批判上海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秀才造反,到底与众不同。他们发表“造反声明”,提出了文绉绉的新口号:“革命方觉北京近,造反才知主席亲”;刷出了用不同修辞装饰的新标语:“火烧陈丕显!揪出曹荻秋!打倒杨西光!砸烂常溪萍!炮打上海市委!”“工总司”马上与“联络站”结成统一战线。他们里外夹击上海市委,一下子就使上海市委陷入了深深的困境,濒临垮台的边缘。“赤卫队”也被逼入了进退维谷的地步。“工总司”在街上刷出一条又一条矛头直指“赤卫队”的大字标语:“赤卫队是保皇队!”“赤卫队是陈、曹的御用工具!”“赤卫队死保上海市委,大方向错了!”“取缔赤卫队!”“解散赤卫队!”

    “赤卫队”这时也不得不提出了“炮轰上海市委”、“炮轰曹荻秋”,表白自己并不“保皇”。12月23日,“赤卫队’在人民广场召开了声势浩大的“批判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也把曹荻秋“揪”来,当场向他提出“八条要求”。曹荻秋签了字。

    就在这天下午,张春桥在北京又一次接见上海“工总司”的代表,对他们进行了一番“指点”:“现在,我看你们要集中目标攻上海市委,不要分散精力。集中攻市委才能发动群众,争取中间派。不攻市委,中间派就跑了。“陈丕显这个人物是值得研究的。他是幕后指挥。我们认为他还是有实力的。上海市委保常溪萍、保杨西光,保得很厉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指1966年10月9日至28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引者注),我对他讲了,叫他站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江青同志也要他把工作抓起来,对他说:‘我和春桥同志做你的参谋。’但是他没有这样做。特别使我吃惊的是,在发生‘安亭事件’的时候,他打电话到中央,问了那么多的问题:‘到底中央文革小组给了张春桥多么大的权力呀?’‘他为什么不和我商量?’他的态度很坏。马天水这次表态还好。我批评了他,他在会上表示:‘我改,我改。’

    “我要告诉大家,我同上海市委的分歧早就有了。我到上海去,是以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的身份去的,并不代表上海市委。“我还可以告诉大家,中央文革小组本来是中央常委的秘书班子。我个人可以‘火烧’。但是,炮打中央文革小组,意味着把矛盾指向哪里,那是很清楚的。“现在,上海的情况很复杂。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未定局。你们‘工总司’要提高警惕,当心胜利的果实被别人夺走。……”

    张春桥这番当众讲的话,已经把底牌清清楚楚地亮了出来,只是没有公开点“赤卫队”,的名。张春桥给王洪文挂了长途电话,把话讲得明明白白:“你要当心‘赤卫队’把‘打倒曹老头’的革命口号接过去,乘机捞取革命造反派英勇奋战得来的胜利果实,取‘工总司’而代之!”“军师”的话,使王洪文幡然猛醒。于是,“工总司”在12月25日下午,再度在上海文化革命广场敲响了“批判上海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的锣鼓。曹荻秋被“揪”来了。“工总司”逼着曹荻秋宣布“赤卫队”的“八项要求”是“非法”的,是“无效”的,要对“赤卫队”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赤卫队”闻讯,当天晚上召集了总部委员紧急会议,商量对策,与“工总司”决一雌雄。上海上空乌云翻滚,一场大战已迫在眉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