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人帮”兴亡2  兴风 --叶永烈著

第八章 毛泽东注意起张、姚(4)

 

一抹脸成了“反右英雄”

令人费解的是,1957年6月10日这一天,姚文元除了在《文汇报》发表《录以备考》之外,还同时在《解放日报》发表《敌我之间》,在《劳动报》上刊出《关于青年的杂感》,那两篇却明显地表现出“右派”观点。同是一个姚文元,怎么会同时既讲“左”话,又讲“右”言?他到底是个“左”派,还是个右派?其实,其中的奥秘并不费解:《敌我之间》和《关于青年的杂感》是好多天前写的,直到胡10日才得以发表。《录以备考》呢?是姚文元在6月6日开了个夜车,赶写而成,

又是张春桥给姚文元帮了大忙。6月6日上午,张春桥在电话里,把重要消息告诉了姚文元:反右派斗争马上要开始了,头一炮就要轰《文汇报〉。火烧眉毛。姚文元赶紧翻查《文汇报》。花了一个下午的时间,姚文元才算有了“灵感‘:他注意起5月25日毛泽东那句警告式的话—一“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行动是完全错误的”,被《文汇报》大大地缩小了他连夜写成《录以备考》,第二天一早亲自送往《文汇报〉。

张春桥的消息果真灵通而准确:6月8日,毛泽东就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出他写的党内文件《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入同一天,《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一场席卷全国的反“右派”风暴,便从这一天开始。本来,《文汇报》编辑部收到姚文元的《录以备考》,并不打算刊登——何必在自己的版面上刊登批评自己的文章1然而,6月8日形势陡变,《文汇报》急于要登点装饰门面、紧跟中央的文章,看中了《录以备考》,当即在6月10日刊出。连姚文元自己也未曾想到:这篇短文会受到毛泽东又一次的垂青!

姚文元见风转舵,一抹脸就装扮成反右“英雄”——如同他当年乔装打扮成反胡风“英雄”一般。人们常常骂姚文元是“左”派。不,不,他的准确的形象是政治投机派!他,今天这么写,明天那样讲,出尔反尔,一切都是为了投机。一部姚文元史,便是一部政治投机史。他的入党,他的反胡风,他的反右派,尔后他的一步又一步在政治棋盘上走过的棋,全然以投机为行动指针。

由于《录以备考》交了鸿运,从此姚文元从“右派分子”的帽子下开脱,就连那吹掉了的爱情,也悄然复苏了,因为金英看出来姚文元“有出息”。毛泽东的赞扬,使姚文元顿时兴奋百倍。哦,风正顺、帆正满,在张春桥的指点下,姚文元日夜赶写反右派文章。短短的半个月里,姚文元炒豆似的在上海报纸上拍啪作响:《坚定地站在党的立场上》(6月14日《解放日报》);《右派野心分子往何处去》(6月15日《文汇报》);《从恐吓信中所窥见的》(6月18日《新闻日报》);《在剧烈的阶级斗争中考验自己》(6月21日《解放日报》);《“过去是有功劳的”》()6月24日《解放日报》)《揭露谜底》(6月27日《新闻日报》);《对党的领导的态度是辨别右派分子的试金石》(6月28日《文汇报》);《这场“戏”的确“好看”》(6月29日《解放日报》)。

空前、空前,一下子爆出这么多文章,姚文元作为一颗“新星”,闪射出炫目的光芒。7月1日,毛泽东以《人民日报》社论的名义,发表了那篇著名的《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又一次提到了《文汇报》“当作向无产阶级进攻的工具的反动编排”。‘’7月4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文汇报向人民请罪》,其中提及:“还有一些更为突的例子。如5月25日,毛主席在接见青年代表的时候,作了重要的讲话,指出:‘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行动是完全错误的。’毛主席的讲话给六亿人民指示了分清大是大非的一个标准。这个讲话发表在右派分子妄图破坏社会主义基础的时候,具有极其现实的战斗的意义。然而我们把它看成是一般新闻,竟然用极不显著的短栏刊出,贬低了毛主席这一讲话的重要意义。”

显而易见,这段“请罪”,是对姚文元的《录以备考》的“反馈”。这么一来,姚文元益发得意了。“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姚文元曾引用这句《红楼梦》中刻画“应酬权变”的孙绍祖的诗“评”过别人,其实,这句诗恰怡,是他自己的生动写照。光是写文章表表态,泛泛地批判右派,姚文元已感到不满足了。他,抡起棍子要打人了。

横扫“右派”

两年多以前,当姚文元拿着一大叠退稿,走进《文艺月报》副主编王若望的办公室,对这位“王老师”是毕恭毕敬的;两个多月以前,当姚文元对王若望的《步步设防》来了“一点补充”的时候,对“若望同志”又支持、又赞扬、又补充。然而,眼下的政治“行情”变了,王若望“贬值”了,成了上海的“大右派”。姚文元也随之反目,抡起棍子,劈头盖脑朝王若望打去。后来,王若望因被划为“右派分子”而开除党籍,在上海作家协会党员大会上宣读开除王若望党籍决定的,便是姚文元。

老作家施蛰存是姚文元父亲的老朋友。见到他,姚文元总是恭恭敬敬喊一声“施伯伯”。然而,施蛰存与张春桥之间旧冤颇深。在20世纪30年代,18岁的张春桥刚到上海,看到施蛰存标点古书,颇为畅销,他也挤了进来。无奈,张春桥不过是个中学生,乱标古书。当时担任主编的施蛰存发现此事,使张春桥丢了饭碗。不料,22年之后,张春桥已成了上海一霸,施蛰存当然遭殃。在“反右派”的大浪潮中,施蛰存也“贬值”了。张春桥一指点,姚文元跃马上阵。哦,“施伯伯”,对不住了。姚文元一棍子横扫过来。凡是别有用心而不能大白于天下的人,说话常常是吞吞吐吐,或声东击西,或借古讽喻,总是想尽办法来表达他心中最刻毒的思想。施蛰存的《才与德》,就是一支向党向社会主义事业射来的毒箭。读上去似乎弯弯曲曲,像舌头上打了结一样,但内心的仇恨还是非常明显的。

许杰也是姚文元父亲的朋友。许杰对于“棍子”的反感,对于在“反胡风斗争搞得太过分了”的“青年批评工作者”的反感,使姚文元大为恼怒。对不住了,“前辈作家”、“名教授”,吃我一棍:谁都知道,许杰是一贯反对“棍子”反对得最厉害的,他习惯于把一切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批评都叫做“棍子”。在去年7月15日的座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发言中,他就把过去对资产阶级思想批判中某些缺点夸大地叫做“看潮头,揣摩领导意图,狠狠的打击别人,用来表示自己立场的坚定”,以达到用个别的缺点以混淆根本上的是非的目的。后来,他投给《文艺月报》的短篇中,更加露骨地说现在有粗暴是因为思想改造、反胡风斗争搞得太过分了,并且用下流的句子辱骂青年批评工作者是“吃奶的气力”都用光了。

他向《文艺报》猛攻——我过去欢喜看《文艺报》,现在也还喜欢看《文艺报》,但那“欢喜”的原因,却有很大的改变。过去喜欢看,是因为它登载很多理论文章,想从《文艺报》中寻找理论上的问题;最近还喜欢看,是因为想从里面找到什么稀奇古怪的事情或耸人听闻  的谩骂,如“懒虫们”“老爷们”“身价十倍”“人不如狗”……之类。…

26岁的姚文元,比两年前“反胡风”的时候?气多了,已成了道道地地的文坛打手。从1957年6月10日发表《录以备考》,到年底,短短半年时间里,姚文元发表了五十多篇“反右派”文章,差不多三天一篇,从《人民日报入《人民文学入《文艺报》到《文汇报入《解放日报》,姚文元大打出手,成为人所共知的“棍子”!免受这位“棍子”的棍棒之苦的,唯有其父姚蓬子。当他获知要开展反右派斗争的消息,连忙告诉父亲。几天之后,有人看见,一名年轻人趁众人午休之际,迅速地在上海作家协会墙上贴了一张大字报,然后赶紧躲开。那张大字报的标题很醒目,曰《拥护共产党整风!》,署名姚蓬子。贴大字报者是谁?姚文元也!只是这张大字报未能使姚蓬子成为“左”派。不久,姚蓬子还是给戴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不过,这一回姚文元有了《录以备考》那样的“王牌”,他也就没有受父亲的牵连一他口口声声在组织生活时表白与父亲“划清”了“界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