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人帮”兴亡2  兴风 --叶永烈著

第十四章张、姚、王发动"一月革命”(1)

 

一张大字报背后的尖锐斗争

    张春桥选取了“砸烂”常溪萍作为推倒中共上海市委的突破口,是经过精心策划的。1966年7月25日晚,一辆又一辆小轿车驶入北京大学校门。此刻,北京大学大操场上灯火辉煌,万名师生集聚那里,批判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的群众大会即将开始。一连串小轿车在夜幕中驶入北京大学幽静的燕南园,停在64号前。一个又一个“中央文革小组首长”从轿车里出来了:顾问康生,第一副组长江青,副组长张春桥,组员戚本禹等。聂元梓早就在门口迎候他们的光临。

    这么多“中央文革小组首长”倾巢而至,当然决非寻常。待“首长们”坐定之后,聂元梓手下的一员大将C,见张春桥在座,抓紧时机,挑出了一个与当晚大会并不相干的问题—一常溪萍问题。C问江青:“6月份,我们给上海市委转去一份常溪萍的材料,不知道是否收到?”江青把脸转向张春桥:“春桥同志,你们收到了吗?”张春桥马上答话:“收到了,正在市委领导中传阅。”c趁机说:“我们给常溪萍写了一张大字报,中央文革小组的领导能不能帮我们转一转?”江青当场拍板:“可以帮助你们转,你们把大字报拿来吧!”C赶紧离开燕南园,奔向哲学楼,从办公室里拿了一卷黄纸头。那是一份事先已经写好的大字报。17个人签名,打头的名字便是聂元梓。C连忙赶到会场,奔上主席台,把那卷黄纸头塞到张春桥手中。张春桥接过黄纸头,说了一句话:“保证转到!”

    张春桥的面孔,通常是不笑的。但是,当他回到钓鱼台,打开这卷黄纸头,他眉开眼笑——他钓了一条大“鱼”!这张大字报的标题是:《常溪萍是镇压北大社教运动的刽子手,是暗藏的反革命黑帮》。大字报一开头,那语气便咄咄逼人:最近,我们得知常溪萍负责领导上海的高等学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十分震惊!常溪萍究竟是什么人?他是扼杀北大社教运动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帮分子,是三家村黑店的新伙计,是暗藏在前北大社教工作队中的政治投机家……张春桥不由得拍案叫绝,他处心积虑,日夜盘算着如何轰倒上海市委,正愁炮弹不够,而这卷黄纸头正是一发重磅炮弹!

    须知,原北京市委,正是被一张大字报轰倒:在康生的妻子曹轶欧“指导”下,聂元梓等七人在1966年5月25日贴出那张“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炸开了北京大学这个缺口,导致6月3日“撤销北大党委正副书记陆平、彭?云的一切职务,改组北大党委”,导致。同日“中共中央决定改组北京市委”。6月4日,《人民日报》为此发表社论,欢呼“新胜利”。如今,张春桥手中的这张大字报的“第一作者”,正是“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第一作者”。或者可以说,这是“全国第二张马列主义大字报”!

    能不能把上海的华东师大,变成第二个“北京大学”?能不能把常溪萍,变成第二个“陆平”?轰倒上海市委,看来要从常溪萍身上打开缺口!顿时,张春桥仿佛觉得,那卷轻飘飘的黄纸头在膨胀,变成了一颗硕大无朋的巨型炮弹。怎样把这颗重磅炮弹,从北京发射到上海呢?如果让张春桥自己来发射,未免过分暴露。他向来颇为谙熟借刀杀人之法。

    真是难得的巧妙机会: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市长曹荻秋前来出席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正住在北京饭店。张春桥以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的身份,也出席会议。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张春桥出了难题给曹荻秋,叫曹荻秋把大字报带回上海去:如果曹荻秋同意带回上海,借曹荻秋之手,炮轰上海市委,当然很妙;如果曹荻秋不同意,那将落个“包庇常溪萍”的罪名。1971年6月14日,曹荻秋在一份材料中,写及此事经过:“1966年7月25日晚间,北大师生开群众大会,中央文革小组的负责人去参加了这次会议。在会议过程中,聂元梓等人把写就的一张对常溪萍的大字报交给张春桥。次日,张春桥把这张大字报送给我。对这张大字报如何处理,我和张春桥研究结果,决定去请示康生。26日见到康生,谈这张大字报如何处理时,他临时被别的人找去了,没谈下去。几天和他相约都没有空,我感到这张大字报老摆在我这里不是办法,这时我想到北大社教问题是邓小平处理的,决定去找他……”

    康生避而不见曹荻秋,其中的原因显而易见-—他的妻子正“指导”着聂元梓的工作,而他的妻子又是根据他的意旨在办事。有着如此微妙的关系,他不会对那张大字报明确表态。他跟张春桥一样,在这种场合都喜欢打“太极拳”。曹荻秋让秘书糜欣祥给邓小平的秘书挂电话。8月1日上午8点多,糜欣祥挂了电话。很干脆,将近11点,邓小平的秘书就来电话,请曹荻秋马上去中南海。曹荻秋立刻赶到邓小平家。邓小平抽着烟,听着曹荻秋讲述那张大字报。邓小平对常溪萍在北大社教运动中的情况十分了解,干脆利落地作了答复。

    曹荻秋回忆道:我到了邓小平家,向他提出对北大关于常溪萍的这张大字报如何处理。他的答复是北大社教问题已经中央书记处作了处理,这个问题不要再挑起,大字报不要送回上海。他叫我不要再去找康生。他会告诉康生。这样,那张关于常溪萍的大字报就扣押在我那里,这就起了保护常溪萍的作用。邓小平的意见,很快就从康生那儿传到江青耳朵里。江青恼怒了,说道:“上海市委不贴这张大字报,我去贴!”曹荻秋写下这样的回忆:不几天,江青在会场上见到我,对我说:常溪萍这张大字报你们如不送回上海,你们市委要被动的。

    曹荻秋迫于无奈,回到北京饭店,只得嘱咐秘书:“把那张大字报交机要交通员带回上海,在教卫部和华东师大两个单位贴一贴就行了。”曹荻秋还打长途电话到上海,把情况告诉了中共上海市委候补书记杨西光。就这样,本来在那年月,“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这“四大”盛行,谁都可以刷一把糨糊,贴一张大字报,而聂元梓等写的一张大字报,却要牵动那么多高层人物,要借“中央文革小组”的“虎威”,转到上海。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充满着火药味儿。刘少奇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的名次,由原来的第二位降到第八位。林彪取而代之,名列第二,并成为党中央唯一的副主席。毛泽东在8月5日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第一张大字报》,震动了全会。毛泽东还公布了他在8月1日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的一封信。从此,红卫兵运动如潮如涌,在全中国卷起狂澜。全会通过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成为“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诚如后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八届十一中全会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

    就在会议结束的那天-8月12日,曹荻秋收到了张春桥的一封亲笔信,所谈的又是关于常溪萍。全文照录如下:荻秋同志:北大的斗陆平计划,有一条要把常溪萍揪回来斗争,已经贴出去了。据康生同志告诉我,江青同志有一次在毛主席那里也说要把常溪萍揪回来斗。此事,请你回去后同市委同志好好议一议,不然很被动。江青说“你们市委要被动的”,张春桥也说“不然很被动”,如出一辙。显然,他们私下商量过怎样整常溪萍。曹荻秋一回到上海,就把来自北京的信息转告上海市委的常委们,常溪萍一下子成了众所关注的中心。上海市委商议了对策。如同杨西光所回忆的:“北大提出要把常溪萍搞去,上海市委亦只得同意,但我们商量要常溪萍到北京后住到上海驻京办事处去……过不久,中央文革小组又通知说,不要常溪萍去了。”

    常溪萍怎么会成为聂元梓的眼中钉、肉中刺?怎么会成为江青、张春桥必欲置于死地的冤家对头?我们把时间拨回到1964年1 1月至1965年6月,那时常溪萍担任了北京大学社教工作队党委副书记。1965年1月,北京大学社教工作队队长兼党委书记张磐石,正坐在他的办公室----北大专家招待所里,皱着眉头,翻阅着常溪萍所写的一份工作报告。看罢,他提起笔,在报告的天头上写了一个很大的“右”字!张磐石和常溪萍本来素昧平生,只是这次搞北大社教,才一起共事。张磐石对常溪萍的印象是:“开始还以为他是稳,其实是右!”张磐石和常溪萍在对待北大社教运动问题上,产生了明显而又深刻的分歧。:。在常溪萍看来,张磐石太“左’;在张磐石看来,常溪萍太右!

    他们分歧的焦点,又集中在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陆平身上。张磐石要把陆平打成坏人,而常溪萍则认为陆平是好人犯了些错误。在一年多之后,由于北京大学成为“文化大革命”第一炮轰击的单位,陆平成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集中攻击的目标,常溪萍和张磐石当年在北大社教运动中的分歧,也就随之成为众所瞩目的大是大非。

    1965年12月,常溪萍回上海过春节,他向当时分管文教工作的上海市委候补书记杨西光、市委书记张春桥作了汇报,着重谈了他与张磐石之间的重大分歧。常溪萍回到北京大学后,于3月4日给张春桥、杨西光写了一封非常重要的信。信中说:昨天中央书记处开会讨论文化革命问题,对北大问题作了明确的指示,批评了北大工作队的领导……小平同志说:“运动一开始即应三结合,要肯定成绩,克服缺点,北大运动要总结。总之,有毛病,一去即夺权,斗争方式不正常,陆平被斗得神志不清,不是党内斗争的方法,陆平犯错误不是犯了一切错误,只是某些错误,搞得万里见了陆平要躲开,把市委放在一边。同意市委帮助北大党委总结过去工作的方法,这方法很好……”……如果张磐石等老是这样,我想向中央写信反映一下(他们自以为是很严重,有许多做法很不对头,作风也很不民主),不知可否?  

    常溪萍决定迈出重要的一步——向中央写信。张春桥拿起铅笔,在常溪萍的这封信上开头所写的“春桥同志”的“春”字上,画了个圆圈,表示他已“圈阅”。这是当时领导层中流行的办公习惯。张春桥还在信的天头上写下批语:“西光阅后送丕显、荻秋、一平同志一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