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人帮”兴亡2  兴风 --叶永烈著

第十四章张、姚、王发动"一月革命”(3)

 

张春桥和聂元梓合演“反常”双簧

    就在聂元梓到达上海之前-11月1 1日,张春桥坐飞机不可一世地回到上海。张春桥仿佛“钦差大臣”一般,凌驾于华东局和上海市委之上,赶往安亭,签署了“五项要求”。在如此“忙碌”的时候,张春桥仍“拨冗”与到达上海的聂元梓联系。1 1月24日,张春桥已决定当天飞回北京。就在离开上海的匆忙之际,他在那华丽的俄式建筑物——上海友谊电影院,接待了华东师大的造反派,对常溪萍问题发表了长篇大论。这时候,他一副“左派”面孔,以“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的身份,为聂元梓“揪常”鼓劲撑腰。

    幸亏当年的造反派们用录音机录下了张春桥的讲话—一本来是作为“中央首长指示”,如今却成了不可多得的反面教材。且看张春桥在台上是怎样演戏的:我对常溪萍也不是一开始就认识清楚的。过去听说他比较好,我又没有与他同过事,坐在桌面上,见见面,这对干部是不能了解的。我觉得看一个干部应看全部历史,全部工作,不能以一时一事的表现来判断好坏,这是对的。但是……张春桥在谈完自己的“认识过程”之后,在“但是后面说出了本意:

    但是,在一些重大关键的问题上,虽然是一个时候、一件事,但这个事比较大,是关键问题,是在关键时刻,是在关键问题上,这就不能与平时所说的一时一事表现等同了。在过去,我们对北大那件事,还仅仅认为是一个孤立的事,就那么一个学校的事。但是文化大革命后,揭发出大量事实证明,那就要与彭真、陆定一联系起来看。原先我还没有把彭真、陆定一当作坏人,问题没有揭出来。而现在揭出他们的问题,再来看常溪萍的问题,觉悟就提高了。这不是个别的事,而是彭真镇压文化大革命采取的第一步骤。

    在任何一个地方,任何一个方面突破了,就要把别的问题统统带出来。当时批《海瑞罢官》一个剧本,为什么彭真那样震动?当时不能理解。现在理解了,了解了。因为批《海瑞罢官》就要带到吴晗,提出吴晗就要提到邓拓。把邓拓提出来,三家村就提出来了,那么彭真问题就提出来了。彭真问题提出来了,那么,对常溪萍的问题,我觉得应该重新研究。经过张春桥这么一“拎高”,常溪萍的问题上“线”了,上“纲”了。不过,光是把常溪萍跟“彭、陆、罗、杨”的“彭、陆”联系在一起,“拎”得还不够高。张春桥又继续往新的高度上“拎”,又“但是”起来了:

    但是,在那个时刻,还没有谈到邓小平的问题。常溪萍给中央的信,是邓小平批的,彭真抓的,是这样的问题。在当时,我对邓小平同志根本没有任何想法。在最近时期,两条路线斗争揭开了,就不能不想到在北大的问题上,邓小平是错误的,完全错误的,他支持了彭真。我对这个问题,就是这样一个认识过程……

    现在,常溪萍的全部材料,我还没有来得及看。少数派给我送来的材料很厚,你们今天又给我一叠。我看一部分就很好了。我以前,一直没有把常溪萍当作一个重大问题,现在我感到这是一个重大问题了,要把这个问题完全搞清楚。如果你们要我今天讲,常溪萍是什么性质,我今天还不能用最简单的语言来讲。但是在北大问题上,他的错误是相当严重的。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因为事物不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一下子 卷进去了,你想扮演一个正确的角色,结果扮演了一个特务……我希望能从阶级斗争的角度,不把常溪萍的问题作为一个孤立事情,把当时阶级斗争形势,把两条路线斗争,与彭真联系起来看,这个问题的认识可能就比较统一了。

    经过张春桥这么一番“上挂下联”,从“阶级斗争”的观点进行分析,常溪萍的问题一下子变得严重起来,成了“特务”,成了“大叛徒”。也就在这个时候,聂元梓在上海公布了她离京之前“炮打”邓小平的一张大字报。这张大字报写于1 1月8日,把常溪萍和邓小平联系在一起进行“批判”:“要彻底镇压北大社教运动,就必须夺工作队的领导权。于是邓小平就利用出卖北大社教运动的头号叛徒常溪萍的告密书,下令召开了镇压工作队革命派的民族饭店黑会,撤了队长张磐石同志,换上了黑帮分子许立群,常溪萍也被塞进了工作队的九人领导小组。革命的工作队于是成了反革命的还乡团。1 965年我国的一个极其严重的反革命事件,伴之就在我校发生了。常溪萍至今还有恃无恐,恃的就是邓小平。”

    张春桥和聂元梓一唱一和,顿时使华东师大的“反常”派声势大振,以致使“反常”扩大到上海全市,街头巷尾随处可见“打倒大叛徒常溪萍”的巨幅标语。“反常”,一切反常!

策动徐景贤“后院起火”

    犹如下棋一般,张春桥已经对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中共上海市委,将了两军:第一回,借助于“安亭事件”,扶植了王洪文的“工总司”,将了一军;第二回,借来“大炮”聂元梓,猛轰常溪萍,扶植“上三司”、“红革会”,把上海中学、大学红卫兵组织起来,策划“《解放日报》事件”,又将了一军。深谋远虑的张春桥,正筹划着下一步棋,以求把上海市委将死。

    徐景贤,上海人叫他“徐老三”。其实,他并非排行第三,却是因“文革”中,上海的“老大”乃张春桥,“老二”乃姚文元,他是“老三”。徐景贤比姚文元小两岁。论笔头,他不比姚文元差;论口才,远远胜于姚文元。他长着“奶油小生”般的脸,颇有风度。作起报告来,一口气讲三四个小时,滴水不漏。倘若把他的报告整理成文字,便是一篇思路很清楚的文章。徐景贤的人生经历,与姚文元有许多相似之处。1957年,在“反击右派”的时候,上海《解放日报》上最活跃的是姚文元,而张春桥则用各种各样的笔名发表文章。这时,也冒出几篇署名“徐景贤”的文章,向“右派分子”发射几发炮弹。他的发迹跟姚文元一样,关键的一步棋,是被张春桥看中,调入上海市委写作班子。从此,他可以不断地从张春桥那里听到柯庆施的声音。他关心政治,肚子关心文学。他花大量的工夫,用来揣摩、猜度柯庆施的脑子里在想些什么。

    眼看着陈丕显、曹荻秋大势已去,败局已定,善于随机应变的徐景贤,已在向张、姚暗送秋波了。他已准备好扯起白旗,反戈一击了。1966年12月12日晚上,姚文元打电话给徐景贤,催促秀才们赶紧“上火线”。姚文元问了一句至关重要的话:“在打倒上海市委之后,写作班子能不能成为我们的工作班子?”政治“灵敏度”非常高的徐景贤,马上意识到,这是封官许愿之言。一旦打倒上海市委,在陈丕显、曹荻秋下台之后,张春桥、姚文元理所当然会坐上上海的第一、第二把交椅。但是,他们的目标,是在中央立足,是坐在北京遥控上海。正因为这样,他们需要在上海挑选一个信得过的“老三”,建立一套“工作班子”。这样,写作班子的秀才们一旦“起义”,就会一一封官。

    第二天下午,徐景贤紧急召集写作班子的全体秀才,传达了姚文元在电话中透露的重要信息。秀才们都是聪明人,真的可以说是“心有灵犀一点通”的人物。决定写作班子命运的这次会议,从下午一直开到子夜,秀才们越谈越兴奋,文绉绉的话语里充满火药味:“我们不再做旧市委的‘奴隶’!”“我们要照‘中央文革小组’的指示办事。”“我们要杀回马枪!“我们要来个‘里应外合’!‘我们要向外抛出陈、曹的‘核心材料’,从内部攻破堡垒!”。市委写作班的动向,被《支部生活》(中共上海市委内部刊物,全市党员几乎人手一册)的造反派头头王承龙获知,遂与写作班建立“联合阵线”。这两支秀才队伍,在中共上海市委内,竖起一面造反大旗,名曰:“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

    聂元梓来“串连”了。她与徐景贤初次见面,便非常投机。他们这次会面产生的成果,就是拟定了全上海造反派的行动“战略”口号:“炮打上海市委!”“火烧陈丕显!揪出曹荻秋!打倒扬西光!砸烂常溪萍!”12月8日下午,这个口号在上海文化革命广场高喊着。这是—个“后院起火”的大会。扇形的会场,宽大的主席台,上面高悬横幅:“批判上海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站线大会”。召开这个大会的,便是“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这是“联络站”的第一次公开亮相。徐景贤以他悬河般的口才,在大会上作了长篇讲话,历数上海市委的“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罪行。这是徐景贤第一次以“造反派”身份出现在大庭广众之中。

    消息飞快地传到“中央文革小组”,江青笑了,张春桥笑了,姚文元笑了。张春桥要姚文元打电话给徐景贤:“口号提得很好,四个人分四档,表示是有区别的。”就在这时,刚刚返回北京的聂元梓给张春桥打来电话,要汇报她的上海“放炮”之行。张春桥已处于“百忙”之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