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人帮”兴亡2  兴风 --叶永烈著

第十四章张、姚、王发动"一月革命”(4)

 

张春桥秘密约见蒯大富

    1966年12月18日,就在张春桥遥控着上海,指令徐景贤实行“中心开花”之际,他在北京又干了一桩“大事”。下午,北京中南海西门,一辆草绿色的吉普车开到门口,停了下来。从车上下来三个穿军大衣的男人。其中一个戴眼镜的小伙子对门卫说:“我是蒯大富。春桥同志打电话约我来的。”门卫接通了张春桥的电话,听见张春桥说道:“让蒯大富一个人进来。”于是,吉普车只好停在门外,两个男人——个是司机,一个是蒯大富的秘书,留在车上。蒯大富独自进入中南海,张春桥与他单独谈话。

    这是一次极为机密、极为重要的谈话。张春桥从来没向别人透露谈话的内容。所幸,谈话的另一方——蒯大富,总共三次说及此事。第一次,那是1970年12月,蒯大富被作为“五一六”分子受到审查。他在“交代提纲”中,写及:“1966年12月18日,春桥在中南海西门小屋子召见,号召反刘少奇。25日‘一二,二五’打倒刘少奇大行动。”第二次,是在1971年1月15日,蒯大富在给清华大学党委的信中,有一句:“春桥同志号召我们反刘少奇大行动。”

    以上两次,语焉不详,事出有因:张春桥当时正在台上,蒯大富怎敢详细透露谈话内容?可是,他又不能不把张春桥这张王牌掼出来,以便堵住审查者的嘴。只有在1980年11月27日,当张春桥被押上被告席,蒯大富这才写下自己的真实证言。现照蒯大富亲笔写的回忆,摘录于下:在西门内靠北的传达室内,张春桥领着我从南门进,往右拐的套间内,我和他谈了有一小时左右的话。整个谈话过程中,除了张春桥和我以外,没有其他任何人在场……张春桥说,中央那一两个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他们仍然不肯投降,他虽然作了检查,态度还是不好嘛,你们革命小将应该联合起来,发扬彻底革命精神,痛打落水狗,把他们搞臭嘛,不要半途而废……我一听就很明白,张春桥要我们去反对刘少奇同志和邓小平同志……要把刘邓搞臭……

    张春桥成了道地的教唆犯。他单独召见蒯大富,面授机直,为的是借蒯大富之手,向刘、邓开炮。蒯大富在证言中继续写道:我当时是清华大学学生,又是井冈山红卫兵的头头,在12月25日那一天,我发动了清华大学群众五千多人,开了两辆广播车,带了大批大字报、大标语、传单到北京城里天安门广场、王府井、西单一带放高音喇叭,刷大标语贴大字报,撒传单,还进行游行示威,中心口号就是“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这个所谓的“一二·二五”大行动,实际上是在全国范围内第一次打倒刘少奇同志的运动,推向社会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张春桥在我们围攻和诬陷刘少奇同志、邓小平同志的过程中,扮演了一个幕后操纵者的角色。

    张春桥,郭沫若称之为“狗头军师张”。张春桥找蒯大富单独密谈,授以锦囊妙计,充分显示了他“狗头军师”的伎俩。刘少奇被彻底打倒,就是从这次密谈开始的。本来,虽然在1966年8月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轰了刘少奇一炮。但是,后来刘少奇写了检查,毛泽东看了,在10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说:“基本上写得好,很严肃,特别是后半部更好。”毛泽东的话,在那时“一句顶一万句”,刘少奇似乎度过了政治危机,可以喘一口气了。在党内,刘少奇还名列第八位。

    张春桥深知,要干掉刘少奇、邓小平,唯有借助于红卫兵。正因为这样,他亲自给“蒯司令”挂了电话。密谈后的—个星期,上万红卫兵涌上北京街头(除清华外,北大各校也纷纷响应),“打倒刘、邓”之声震撼首都,雪片般的传单撒向全国,掀起“打倒刘邓”的高潮。12月30日,江青和姚文元来到清华大学,当众紧紧拉着“蒯司令”的手,讲了许许多多鼓励的话。顿时如同火上加油,清华大学红卫兵“打倒刘、邓”的声调变得更高了。诚如蒯大富当时所言:“江青同志和姚文元同志这次亲自来清华看我们,大大提高了我们清华井冈山的威望和影响,说明我们打刘少奇对了,干得好、干得漂亮。”

    清华大学红卫兵们沸沸扬扬,江青、姚文元发表演说叽哩哇啦,唯有张春桥像“隐身人’一般神不知,鬼不晓:他与蒯大富密谈时,再三关照,只是“随便聊聊,不要往外说”;江青去清华时,张春桥不去,却要姚文元替他去……他是一个擅长摇鹅毛扇的人物。倘若借用毛泽东当年写的《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中的话来形容张春桥,倒是非常妥切:“或策划于密室,或点火于基层”。如果不是后来蒯大富成了阶下之囚,作了交代,那么谁也不知“打倒刘邓”之火,是张春桥点起的:张春桥的阴险,也就在于此。

“上海不可能属于陈丕显”

    没有欢歌,上海滩一片萧瑟,人们在愁苦之中,迎来新的1967年。新的一年将是大灾大难的一年,这已在除夕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联播节目里透露。播音员以刻板、冰凉的口气,念着《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联名发表的元旦社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提出了新的一年的战斗任务:“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的一年。”

    元旦社论的发表,把已经进行了半年多的“文革”推向更激烈、更残酷的阶段。已经够激烈、够残酷的了,那半年多的“文革”,已经把上海“革”得气息奄奄。上海已经成了—个烂摊子。除夕夜,上海一片告急声:沪宁线上,57趟客车、货车停驶,上万名旅客饥寒交迫;黄浦江,100多艘轮船静静地靠在码头,无人装卸,海港积压的物资达如多万吨;上千家工厂停工或者半停工;上海库存的煤很快要用光,杨树浦发电厂的煤只够用两天了。如果煤再不运来,发电厂只好停电。拥有60万工人的“工总司”和拥有80万工人的“赤卫队”之间的一场大战,怎不使上海一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陷入一片混乱?

   新年钟声刚刚响过,凌晨1点半,王洪文接到了张春桥从北京打来的电话,告知重要动向:周恩来给陈丕显打电话,要陈丕显把上海的工作抓起来,尽快把生产搞上去。“曹获秋是不能再出来了。你们已经把曹获秋搞臭、打倒。所以总理只能叫陈丕显出来主持工作。”张春桥说,“其实,陈丕显有陈丕显的账,你们照样要和他清算。别以为,总理叫陈丕显出来,上海就是陈丕显的了。那只是临时性、过渡性的措施。上海不可能是属于陈丕显的!”刚刚接完张春桥的电话,又从上海东湖路的市委招待所打来电话。东湖路也是一条不足千米的短小马路,紧挨着繁华的淮海中路,是个闹中取静的所在。自从康平路一下子成为不平静的马路后,陈丕显便把东湖路的市委招待所(人称“东湖招待所”)作为临时的办公处。陈丕显的秘书通知王洪文,马上到东湖招待所开会。

    凌晨3时,王洪文的轿车驶入东湖招待所。“二兵团”的“司令”耿金章已在那里了,正与陈丕显低声交谈,在商量什么。王洪文的眼帘中摄人了这么—个镜头,顿时使他颇感不快。徐景贤来了,朱永嘉来了,“工总司”的黄金海、王胜利来了,交通大学“反到底”兵团的杨小兵来了,还有“首都三司驻沪联络站”的红卫兵代表,哈尔滨、西安驻沪联络站的红卫兵代表也相继到会。

    会议开始了。自1966年3月因病退居二线的陈丕显,此刻奉周恩来之命主持上海工作。陈丕显向造反派们传达周恩来之命主持上海工作。陈丕显向造反派们传达周恩来的电话指示。王洪文掏着笔记录着,眉头紧皱。在他看来,由—个“走资派”向造反派传达周恩来指示,心里不是个滋味儿。当陈丕显传达完毕,有人提议起草一份告全市人民书,王洪文便走开了。:王洪文要通了北京的电话,向周恩来的秘书念了一通刚才的笔记。“是这样的。总理是有这样的指示。”周恩来的秘书证实,刚才陈丕显所传达的是周恩来的原话。

    看着陈丕显在那里主持会议,徐景贤造反了。他指着陈丕显说道:“我们造反派不听你陈丕显的,要你出来工作是给你一个考验的机会,问题由我们造反派来解决!”徐景贤的话音未落,王洪文马上帮腔,他说出了张春桥在电话里跟他说的话:“你陈丕显有你陈丕显的账。你的账,我们造反派迟早要跟你算的.[别以为总理给你打电话,你就神气活现。你跟曹荻秋一样,都是走资派,都是‘赤卫队’的后台老板!上海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是以你和曹荻秋为代表的!”

    徐景贤和王洪文这么一闹,会议乱了套。上海,正濒临崩溃的边缘。周恩来要陈丕显出来主持工作,为的是挽救大乱中的上海。东湖招待所的会议,本是为了贯彻周恩来的指示,眼下会议开上了岔道,变成了批判陈丕显的会议。王洪文声称陈丕显在“玩弄阴谋”,没有开完会议就拂袖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