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人帮”兴亡2  兴风 --叶永烈著

第十四章张、姚、王发动"一月革命”(5)

 

张、姚从幕后走到台前

    1967年1月3日夜,北京平安里3号,解放军报社的办公楼。一辆从西郊北京大学驶来的吉普车,载着四五位男子,驶入报社。他们刚刚在二楼小会议室坐定,张春桥、姚文元一身军装,踱了进来。“春桥同志!”为首的三十来岁的男子,亲热地跟张春桥握手。“这是文元同志,”张春桥介绍道:“这是王洪文同志!”王洪文介绍了同行者,25岁的陈阿大和18岁的“小廖”。陈阿大是上海良工阀门厂的工人,此时已成为上海“工总司”常委,王洪文的小兄弟。至于那个“小廖”,就是廖祖康,上海国棉十七厂技工学校的学生,此时成了王洪文的“秘书”。

    王洪文、陈阿大、廖祖康是前一天乘飞机抵达北京的。他们直奔北京大学,聂元梓安排他们住在学校招待所,随即给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王广宇挂了电话。据王广宇回忆,聂元梓说,上海的王洪文等人来北京串连,现在住在北大招待所。他们想向张春桥汇报上海文化大革命运动情况,请张春桥同志接见。王广宇向张春桥报告了聂元梓的电话内容,张春桥答应接见,但要求人不要多,只让王洪文等主要负责人来谈就可以了。时间定在当天晚上,新任办事组长宋琼将接见地点安排在解放军报社。当天晚上,王广宇乘坐解放军报社的吉普车到了北大招待所,找到了王洪文,由王叫了四个人,一起乘车去解放军报社,

    据王广宇回忆,王洪文等人向张春桥、姚文元谈了上海市各工人造反派在运动中的情况,介绍各派头头的能力、优缺点、威信以及在运动中方向是否正确之类,也谈了和“走资派”斗争批判资反路线的情况。“春桥同志、文元同志,上海群龙无首,只有你们出马,才能压住阵脚!”王洪文在汇报了上海发生的第三次风潮——“康平路事件”之后,说出了这句话。“是的,我们也准备马上去上海—一《文汇报》明天就要夺权,这是整个上海夺权的先声。”张春桥停顿了一下,说道,“如果我和文元这时候不回上海,将来大权旁落,就很难挽回!”“你也马上回上海---现在上海到了关键时刻。”姚文元对王洪文说道。就这样,决定发动“一月革命”的密谈,在北京解放军报社二楼悄然进行着。

    翌日,出现在上海街头的《文汇报》,突然用整版篇幅重新刊登《人民日报》 1957年7月1日社论一出自毛泽东手笔的《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文汇报》的造反派以这样特殊的形式,宣告《文汇报》“新生”。就在《文汇报》撒向四面八方之际,张春桥和姚文元正奉毛泽东之命在九千米的高空,朝上海疾飞。姚文元原本是张春桥一手提拔和倚重的。从这时起,张姚成为上海的共主,张姚在许多场合总是一起亮相。当然,在张姚二人之中,张春桥永远的第一提琴手,姚文元则听命于张春桥。

    10时,‘他们刚刚降落在上海机场,就钻进轿车,直奔兴国路上高墙围绕的兴国招待所。这家名为“招待所”,其实,绿茵草地簇拥着一幢幢西式小楼,比高级宾馆还高级。此处在“文革”中,曾经长期成为张、姚在沪的据点。张春桥行魂甫定,头一桩事情便是打电话给几百公尺处的丁香花园旁的小楼,那是徐景贤的据点——武康路2号,为了免遭意外,徐景贤把“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的牌子,挂到淮海中路最热闹的地段-622弄7号原中共上海市委党校里,而把武康路2号的小楼作为他的秘密办公处。

    下午2时半,当张春桥、姚文元出现在这幢“丁学雷”小楼,徐景贤、郭仁杰、王承龙、朱永嘉等一班秀才早已到齐了。“一月,是关键性的一个月。”张春桥对上海的形势进行分析,“陈、曹的垮台,已经是大势所趋。我和文元这次回到上海,目的就是在推倒陈、曹之后,在上海建立崭新的政权,而你们一‘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将是新政权的工作班子……”张春桥的话不多,每一句话都很有分量。他的话,使秀才们陷入无限的兴奋之中。“工作班子”,意味着秀才们手中不光握笔杆,而且要掌大权。:一席密谈,张、姚定下了“一月革命”的步骤。

    紧接着,第二天,张、姚与王洪文、潘国平密谈,给“工总司”布置了“任务”。紧接着,第三天,由“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和“工总司”联合召开了十万人大会—一“打倒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大会”,通过电视向全市传播。徐景贤和王洪文在台上慷慨激昂地作长篇讲话,而“主角”并未出场——张、姚躲在兴国招待所里,目不转睛地看电视。大会结束之后,上海外滩的一幢十几层大楼上,出现四条从顶至底的红色巨幅标语,据说是反映了上海人民的“心声”。上海,一下子为之轰动了。这四条巨幅标语是:“欢迎张春桥同志当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欢迎姚文元同志当中共上海市委第二书记!”“欢迎张春桥同志当上海市市长!”“欢迎姚文元同志当上海市副市长!”

    这四条大标语挂出之后,上海人为之瞠目结舌:张春桥、姚文元什么时候已经成了上海的总管!不然,怎么来个“欢迎”呢?怎么职务已经写得那么清楚,那么具体?原来,那大标语是“工总司”挂的,而标语的字句都是徐景贤拟的!所谓“上海人民的心声”,竟是“丁学雷”的声音!四条大标语,一下子传遍上海滩。羞答答,主角终于从幕后走到台前亮相了。

    上海的局势剧变。1月5日,《解放日报》宣告“新生”,开始为“革命造反”而“大喊大叫”。《文汇报》和《解放日报》这两家大报落进“革命造反派”手中,占了舆论优势。诚如毛泽东所言:“要推翻一个政权,必须先抓上层建筑,先抓意识形态,做好舆论准备,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上海的《文汇报》、《解放日报》,原先只是刊登一些“活学活用”毛泽东著作的先进事迹之类报道,几乎不触及上海“文革”的实际情况。就在《解放日报》事件爆发的那些日子里,从《解放日报》上也查不到一条关于《解放日报》事件的报道。两报“造反”了,再也不顾过去关于宣传报道的条条框框。1月5日,《文汇报》开了从未有过的先例——刊登了一张传单!

    这张传单,题为《抓革命、促生产,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急告全市人民书》。这张传单指出: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和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运动初期,他们以“抓生产”为名,来压制革命,反对抓革命。我们革命造反派的工人要起来革命,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们就以生产任务压工人,给我们扣上“破坏生产”的大帽子。.他们真的是“抓生产”吗?不是的。他们是为了保他们自己的乌纱帽,企图阻挠我们革命。我们戳穿了他们的阴谋诡计,勇敢地起来造反了。于是,他们又抛出了另一种花招,以极“左”的面目,以漂亮的革命词句,煽动大批被他们蒙蔽的工人赤卫队队员借口北上“告状”为名,破坏生产,破坏交通运输,以达到他们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的目的。…

    传单的末尾,排列着1 1个参加起草、签名的造反派组织的名称,依次为: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上海市反到底联络总部,上海新闻界革命造反委员会,上海市炮打司令部联合兵团,同济大学东方红兵团,上海交通大学反到底兵团,首都第三司令部驻沪联络站,北航红旗战斗队驻沪联络站,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红色造反团驻沪联络站,西安军事电讯工程学院文革临委会驻沪联络站。这么多造反派组织的名字上了“大报”(那时通常把红卫兵、造反派等群众组织:力r的报纸称为“小报”),这是第一次。在“大报汁上点了“赤卫队”的名,这是第一次。在“大报"提到“批判以曹荻秋为代表的上海市委所执行的资反路线’,这也是第一次。

    这张传单,是元旦凌晨东湖招待所会议的成果。当时由中央音乐学院红卫兵舒泽池拟出草稿。虽然这份传单的一些观点,陈丕显不尽同意,但毕竟主旨是安定上海局面,号召工人回到工作岗位上去“抓革命,促生产”,所以他从大局出发,还是给予支持。草稿经过修改,在1月3日印出初稿。1月4日,初稿经参加起草的11个群众组织修改后,签了字,送交陈丕显。陈丕显当即签了“同意”两字,派人送交文汇报社作为传单,印了20万份,在上海市广为散发。元旦凌晨的会议,王洪文中途“造反”,扬长而去,没有参加这张传单的起草。在传单写出初稿时,王洪文正在北京与张、姚密谈。

    考虑到“工总司”已是上海首屈一指的工人造反派组织,而《急告全市人民书》主要是针对工厂工人的,因此起草者把“工总司”名列第一。签字时,王洪文还未飞回上海,由耿金章代表“工总司”签了字。王洪文飞回上海,听说耿金章在陈丕显也签名同意的传单上签字,把耿金章克了一通。《文汇报》“星火燎原”总部看中了这张传单,决定转载。他们在1月4日晚上打电话给市委机关造反联络站的宣传组组长,征求张、姚的意见:姚文元接了电话,对那位宣传组组长说道:“我和春桥同志刚回来,事情很多,许多情况不了解,看了以后也没法表态。登不登,由《文汇报》他们自己决定吧。”既然姚文元说由“他们自己决定”,《文汇报》便把那张传单推上了1月5日头版版面。万万料想不到,这张曾遭王洪文反对,受到张、姚冷落,由陈丕显签发的传单,经《文汇报》一刊载,在北京激起强烈的反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