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人帮”兴亡2  兴风 --叶永烈著  第十四章张、姚、王发动"一月革命”

轻取巧夺“发明专利权”

 

变化,实在太大、太快了:1月8日,毛泽东称赞了《告上海全市人民书》是“少有的好文章”;1月9日,《人民日报》转载《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并加编者按;1月11日,中央就上海的《紧急通告》发来庄重的贺电;1月12日,《人民日报》转载《紧急通告》。前前后后,不过五天罢了。上海打响了《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和《紧急通告》这两炮。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先是一怔,大有“无心栽柳柳成荫”之感——因为他们并没有参与这两个文件的起草,甚至还曾反对过,而在这两个文件上签字的却是陈丕显!也正因为这样,直到1月10日,在张春桥得知中央要肯定上海的《紧急通告》时,他“紧急”地让秘书何秀文找陈丕显,了解陈丕显有没有在《紧急通告》上签过字。

    在震惊之后,便是沮丧。张、姚、王精心合作的产物,是1月6日在人民广场冒雪召开的那个大会,是向上海市委发出了三个通令。这三个通令曾以急电发往北京。毛泽东看过这三个通令。姚文元在《上海工作简报》中,也详细报道过1月6日的大会。他们原以为,毛泽东会为三个通令拍手叫好。只要毛泽东说一声好,三个通令就生效,就意味着曹荻秋罢官、陈丕显靠边、上海市委垮台。那三个通令,每一个都有“报请毛主席和党中央”之类的话。明摆着要毛泽东表态,毛泽东却保持沉默!这真是“有心栽花花不开”。毛泽东对那三个通令,居然置之不理!这怎不使张、姚、王沮丧?

    在震惊、沮丧之后,首先“醒悟”过来的是“军师”张春桥。他明白,《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和《紧急通告》一旦成了陈丕显的“政治资本”,那将意味着什么。阴谋家的“高明度”与其脸皮的“厚度”成正比。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吹牛不打草稿,撒谎不脸红,这些都是阴谋家的“基本功”。张春桥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混迹多年,谙熟阴谋之术。他紧急“接见”《文汇报》的造反派,透露了重要“信息”:“《告上海全市人民书》中有些想法,我们在北京时曾讲过。我曾说,赤卫队这样搞,我们只有高举‘抓革命、促生产’的旗帜,才能把他们打下去。”照他这么一说,《告上海全市人民书》是贯彻了“张春桥思想”,其“发明专利权”乃属张春桥。他当过解放日报社社长兼总编多年,深知报纸乃传声之筒。他对报社造反派说的话,会很快化为铅字印在报上广为传播的。他还“表彰”了朱永嘉,说这么个“历史学家”,能够投身于“火线”,是很“了不起的”;说朱永嘉参加起草《紧急通告》,乃是他派去的。如此这般,堵了朱永嘉的嘴,把《紧急通告》的“发明专利权”也盖上了张氏大印。

    1月12日上午,上海人民广场红旗如林,人声鼎沸。几十万人聚集在那里,举行“上海革命造反派欢呼中央贺电、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跆线新反扑大会”。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坐在主席台正中,脸上挂着“硅利的微笑”。这是张春桥和姚文元自1月4日回沪之后,第一次在大庭广众之中露面。在万众欢呼声中,张春桥站了起来。平素不苟言笑的他,此刻在众目睽睽之下,变得笑容可掬。他是以“中央首长”的身份走向话筒的,他的手中拿着中央贺电。当年的讲话记录稿尚在,我们可以看到这份以许许多多的“们”和许许多多“革命的”开始的讲话:上海的革命工人、农民、革命的学生、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干部同志们,红卫兵小将们,同志们,战友们:我代表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问大家好,向你们致最热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敬礼!同志们,我现在来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对上海各个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

    念罢贺电,张春桥变得非常谦逊,自称“小学生”:同志们,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派姚文元同志和我到上海来,是来做调查研究工作的,是来学习上海革命造反派的经验的,是来当小学生的。我非常高兴地参加今天的会,并且我们非常高兴地告诉大家,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的身体非常健康,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身体也非常健康,这是我们全国人民最大的幸福。毛主席对于上海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向是非常关心的。大家都还记得:这一场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就是从《海瑞罢官》这个反动戏的批判开始的,而这个正是毛主席亲自发动,亲自在上海揭开的。上海市委内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小撮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家伙,他们贪天之功,好像他们在这一方面还有什么功劳,可以拿来当作抵抗革命的挡箭牌,这是非常可耻的。

    张春桥在讲话中,一次又一次地提到毛泽东。言外之意,弦外之音,谁都听得出来—他是“通天”的,他是代表着毛泽东来上海的,他是得到毛泽东“最坚决最热烈的支持”的。张春桥在短短的几分钟的讲话里,32次提到毛泽东!姚文元也是一样,一开口,一连串的“革命的”:“同志们,我们来到上海,或者说回到上海,是来做小学生的,是来做革命的工人、革命的贫下中农、革命的学生、革命的干部、革命的知识分子的小学生,老老实实做小学生。”才一句话,就说了三回“小学生”和五个“革命的”。只是那时候相声大师侯宝林被打倒了,要不,定然可以据此编出很精彩的“革命的”绕口令!

    接着登场的是王洪文。他是作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代表,宣读了“工总司”等造反组织共同发出的重要倡议一《关于建立上海市革命造反派组织联络总站的倡议书》。这是昨夜1 1点,在由张春桥、姚文元召开的上海各造反派头头紧急会议上刚刚议定的。王洪文念毕《倡议书》,广场上响起一片热烈的掌声,这一“新生事物”——“上海市革命造反派组织联络总站”就算诞生了。大会结束了,盛大的游行开始了。谁都料想不到,王洪文突然采取了“闪电行动”:抓走了陈丕显,关进了“老窝”一上海国棉十七厂“永忠队”队部。没有拘捕证,没有说明原因,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就这样莫名其妙地被关押在上海国棉十七厂里,过了一夜。

    第二天,陈丕显被押上了上海国棉十七厂的大卡车。卡车上挂着“打倒经济主义的罪魁祸首陈丕显”的大字标语。卡车在上海市区主要街道缓缓驶过,车上的高音喇叭不断呼喊着“打倒经济主义”、“打倒陈丕显”的口号。王洪文开创了上海汽车“游街”的先例。借这次“游街”,王洪文把自己变成了反经济主义的“英雄”,却把陈丕显推上了被告席。王洪文富有“创造性”。他觉得用厂里的大卡车游街,还不够醒目。1月14日下午,他干脆调来一辆鲜红色的卡车——修理无轨电车电线的专用车,“勒令”曹获秋跪在车上,在全市游街!堂堂的上海市市长,竞这样遭受王洪文的无端凌辱!